反身性概念和信贷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缘分，这是不足为怪的：信贷取决于预期，预期涉及偏向，于是信贷成为偏向介入历史过程并发挥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贷似乎与一种独特的我们称之为繁荣/萧条的反身性模式相关联。这种模式是非对称的，繁荣是长期的、逐渐加速的，而萧条是突发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相形之下，当信贷不是反身性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时，其模式趋向于更具有对称性，比如，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升势或跌势（在结构上）并没有很大差别，汇率的变化似乎遵从一种波浪起伏的模式。 我相信，这种不对称源自于贷款与抵押之间的反身性联系。在这种情境下我对抵押所辖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它可以使涉及借款方信用可靠性的任何东西，而不论是否进行了抵押行为。也就是说，它可以使一宗财产，也可以是可望在将来获得的一笔收入，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贷方认为有实际价值的对象。估价被假设为一种被动关系，其中价值反映了潜在的资产，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牵涉到一个主动的行为：一笔贷款做成了。贷款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抵押品的价值：正是这种联系引起了反身性的过程。 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我们已经将反身性分解为在相反方向起作用的两种联系：对将来事件进行评估的“规范”联系，如同在股票市场或银行业务中那样——我们称之为认识函数，以及预期结果影响预期对象的“任性”联系——我们称之为参与函数。参与函数之所以是任性的，是因为它的效应并非总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当它确实运行起来之后，又很难将其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不为人所致。有关金融市场运作的主流观点倾向于置参与函数于不顾。例如，在国际贷款兴盛时，银行家没有认识到贷款国的负债率因为它们自己的活动而得到改善。同样，在集团企业兴旺时，投资商业没有意识到，每股收益的增长取决于他们对其所作的估价。目前，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抵押价值的侵蚀竟然会陷经济于萧条。 贷款行为通常会刺激经济活动，它使借方能够扩大消费，或投资于生产性资本。确实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形，如果所涉及的资产不是实物而是金融性资产，那么效应也就不一定是刺激性的。同样，还本付息会产生一种抑制的效应，因为本来可以用于消费或创造一笔未来收入的资金被撤回了。随着待偿债务总额的累积，还本付息的份额也增加了。由于只有新净增贷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贷款的总量也必须保持上升以保证净贷款流入，维持市场稳定。 贷款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是远非直接的（事实上，这已经成为货币学派执迷于货币供给而忽略信贷的最好说明）。认识这一联系的主要困难在于信用无须涉及实物生产或货物及劳务的消费，它可以完全用于金融的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就是或然性的。如果在“实物的”经济和“金融的”经济之间作一甄别，可能会对讨论有所帮助。经济活动发生于“实物的”经济；信贷的扩充和偿还发生于“金融的”经济，贷款行为和抵押价值之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可能把“实物的”和“金融的”经济联系了起来，也可能只限于“金融的”经济。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第一种情况。 强劲增长的经济倾向于增加资产价值和增加未来收入流量，两者都是评估信用时所依靠的指标。在信贷扩张反身性过程的早期阶段，所涉及的信用金额相对不大，对抵押品股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过程在最初阶段显得很稳健的缘故。可是，随着负债总额的累积，信贷总额的权重日增并开始对抵押品价值产生了增值的效应。这个过程一再持续，直到总信贷的增加无法继续刺激经济的那一位置。此时，抵押价值已经变得过度地依赖于新增贷款的刺激作用，而由于新贷款未能加速增长，抵押品价值就开始下降。抵押价值的侵蚀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抑制的作用，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到了那个阶段，抵押品已经用至极限了，轻微的下跌就可能引发清偿贷款的要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这就是对一个典型的繁荣/萧条循环过程的剖析。 繁荣和萧条是不对称的。在繁荣的开端，信贷的额度和抵押品的价值都处于极小值，而在萧条时，它们都处于极大值，但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清偿贷款是要花时间的，履行越快，对抵押品价值的影响就越大。在萧条阶段，贷款和抵押品价值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压缩在一个很狭窄的时段内，故而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式累积头寸的突然清算，导致了萧条的运动形态迥异于在先的繁荣。 可见，繁荣/萧条的循环是反身性过程的一个特殊变异。任何时候，只要存在着价值和估价行为之间的双向联系，则繁荣随之而生。估价行为呈现为多种形式，在股市上，是收益；在银行业务中，是抵押品。繁荣有可能——尽管未必——在没有信贷扩张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在股票市场中讨论过这样的两个例子，即REITs和集团企业的繁荣。从理论上讲，它们亦可在未将股票用作抵押品的情况下发生， 尽管现实过程涉及了大量的信贷。若无信贷介入，逆转将成为较为渐进的过程。收缩不再是扩张的镜像，其理由在前文中已经述及——相对于趋势的初期，在逆转期间，估价的反身性要素更为强烈——但（因为没有信贷介入）同时也不会出现作为萧条特征的清偿压缩。 繁荣/萧条模式及其解释都是十分明显的，难以令人产生兴趣。奇怪的是贷款与抵押品价值之间的 反身性联系至今仍未得到广泛的承认，有关商业周期的文献汗牛充栋，然而对反身性关系却讳莫如深。不仅如此，教科书中广泛讨论的商业周期，在持续时间上有别于此处所讨论的信贷周期，前者是一种短期波，服从于一个范围更大的模式。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存在着更长的周期，通常称其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但它从未得到“科学的”解释。目前，人们都在关注我们可能正在趋近于又一次衰退，但一般都认为这次衰退同以往的历次衰退相比并无二致，而对于我们正处于更大循环的衰退期这一事实却大都未予考虑。我坚持认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赖的历次衰退都发生于信用扩张期间，目前的这场尚未定型的可能的衰退却可能发生在真实经济中的借款能力收缩的时刻，这在近期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在这一更大的循环内，我们究竟处于哪一个位置，这是难以确定的。必须承认，自1982年以来我一直为这一问题所困扰，令我迷惑不解的是繁荣分明已经泄了气，而萧条却仍未发生。 萧条可能会突然降临，尤其是在抵押物清偿价值下降引起了信贷突然压缩之后，其危险程度令人为之色变。人们为避免这一后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中央银行体制的演化就是一个为了防范突然的、灾难性的信贷紧缩而不懈努力的历史。既然恐慌一旦开始就难以遏制，最好的办法还是在扩张期就采取预防措施。我们所处的位置没有图标，因为政府的具体干预措施也是没有先例的。 银行和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受到监控，这个事实使交易活动的过程极大的复杂化了。金融史最好被解释为其中有两组而不是一组参与者的反身性过程：竞争者和管制者。 这样一种体系比起股票市场要复杂得多，在那里，管制行为多少是固定的，是剧情展开的背景；在这里，管制者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认识到管制者也是参与者是重要的。一种自然的倾向是把它们视为超人类，他们以某种方式从外部凌驾于经济过程之上，只是当参与者把市场弄得一团糟时才出来收拾局面。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也是凡人，具有凡人的所有缺点。他们凭借着不完备的理解从事管理活动，并且他么的行为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其实，在适应环境方面，他们的能力比起那些为利润和亏损所激励的商人们似乎还略逊一筹，因此，管制措施通常是为了阻止上一次的灾难，而不是下一次的意外。一方面，在情况迅速发生变化时，管制的缺陷尤为明显；另一方面，缺少管制则导致市场出现更为严重的震荡。 下面的讨论涉及管制者和作为管制对象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反身性关系的辨析。这种关系伴随着信贷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并与之相互作用，无怪乎其结果如此复杂繁难！ 管制的周期不具备信贷周期的反对称特点，它似乎比信贷周期的繁荣和萧条模式更吻合于我们为外汇市场所发展的波浪模式。正像自由浮动的货币倾向于在过高和过低汇价之间上下波动那样，市场经济也倾向于在过度管制和管制不足之间来回摆动。管制周期的长度看来是与信贷周期相关的。信贷扩张和紧缩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经济形势的变化反过来又对管制的效果有影响。反过来，管制措施不仅对信贷扩张的速度而且对其范围均有影响。显然，信贷和管制之间有一种双向联系，但在研究的现阶段，相互作用遵循什么样的模式（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模式的话），我自己也不甚了了，这也是导致我感到困难的主要之点。 我们已经确认了一个遵循繁荣/萧条模式的信贷周期，一个更像波浪起伏的管制周期和此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具体的模式还不很清楚，因为其中还会涉及许多长期的变化，其中有些同信贷相关，有些同管制相关，另一些则同两者都相关。我们提到过，每一次危机之后中央银行都变得更强有力，这本身就是表现于每一个独特周期中的长期倾向。在大萧条中，由于银行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令信贷和经济活动的紧缩大大超出应有的幅度。可以断言，为躲过目前这个周期中可能发生的一场类似的崩溃，管制机构将使出浑身解数。此外，在这里我们没有对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信息革命和交通改善展开详细的讨论。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过程的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事件，对它们的解释要比预言容易得多。 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战后时期是一个巨大的扩张的繁荣的一部分，这场繁荣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萧条已经呼之欲出了，然而，这次萧条在关键时刻因当局的干预而得以避免。政府行动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称之为里根大循环的独特结构。我们现在正处于大循环松懈的关键时刻，当局必须再发明一种解决方案以预先防止萧条的到来。 同一个战后时期还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无约束竞争的的几乎彻底的来回转换。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赞成放松管制的倾向正处于上升的势头，然而对政府在特殊领域内进行干涉的需要正在重现端倪。银行业算是一个，当局已经开始加强管制了。 人们可以尝试用这种语言来书写战后时代的历史。目前的信贷周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管制周期的起源则早得多，甚至可以更远地追溯到新政时代，尽管就世界经济来说，可以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当做起点。随之而来的扩张同国际贸易和投资障碍的消除密切相关，但国际资本运动产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始料未及且至今未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不打算描述完整的情节，我将由我本人开始积极投入的那一点开始，而且我将沿自己投入的蹊径展开，这将获得更富实验性的特征。 我的经验开始于1973年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曾经是固定的关系如今受到反身性过程的影响了，而我的兴趣则从个别的公司和企业转向了宏观经济运行。我在1972年对“成长银行”的研究构成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我自己并未意识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宏观经济趋势的不稳定性在主观和客观意义上都越来越令人不安，因此我决定使自己在1981年远离积极的投资活动。1982年的危机之后，我对国际债务问题作了一个理论研究，结果却得出了错误的印象，以为1982年的危机构成了信贷扩张的高潮。当时我觉得当局预防萧条不力，而未能意识到他们已经作得过了头。他们实际上维持了信贷的扩张，尽管是在一个比以往更不完善的基础之上。美国政府取代欠发达国家而成了“最后的借方”，商业银行业试图通过向其他方向猛烈扩张为自己向欠发达国家的贷款寻找新出路。这导致了1984年的一系列危机，构成了银行和储蓄业的真正转折点。我们现在正消化着这次高潮的苦果。美国政府继续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举债，可是，转折点正在迫近。美元已经开始下跌，外国人的债务将以贬值的货币偿还。也许信贷创造还有最后一个仍然开足马力的大引擎，那就是兼并狂潮正处于巅峰的股票市场，然而它对实际经济并无刺激作用。在我看来，相互关联的信贷和管制周期的理论框架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变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还不能断言阐释过程是完整的，不过至少适当的总结又也许是有帮助的。下面我将运用这里所勾勒的理论框架来解释1972年以来的商业历史过程，应该敬告读者的是，解释是在这一坦承为试探性的理论框架的形成之前写成的。
人们都知道，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转折点。债务国资金转移的方向逆转，震荡无所不及。在我们的大循环模型中，震荡以非投机性资本流入的形式表示（↑N），因为它的流向并非出于对总回报的考虑。牵涉到的款项数额巨大：1982年，资金流入重债务国的净额为501亿美元，到了1983年，反向流出净额竟然已经高达138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元。资金从重债务国的转移，为大循环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基础。 1982年的危机并没有能够成为银行体系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一桩颇为奇怪的事情，可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最大的银行陷入太深，欲罢不能，无法做到令资金回流。如果他们完全停止了后续贷款，债务国家就只有彻底破产。如果他们事先就预提了充分的准备，那他们的资本状况早已受到严重损害了。各种集团的成立，其目的无非是保住这些银行。我们已经了解了集团在帮助债务国渡过难关时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应该探讨一下这一事件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贷款的集团体制所赖以运行的基础原则是自愿合作。管理当局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力保重灾银行有能力增发新贷款，同时还要将边缘银行引入合作范围。为达到这些目标，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种幻象，似乎未清偿贷款并未对银行造成损害，因此不必建立特别的储备金作为未雨绸缪之计。在各国主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联邦储备局，作为最终的贷款人，保持了自己的支配权。他们认为银行体系过于脆弱，经不起大的手术。会计标准进行了修订，同时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以使银行有能力达到规定的水平。1984年3月1日，联邦储备局在最后一分钟做出了向阿根廷提供过渡性贷款的决定，这也是它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干预行动。 欧洲的中央银行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针。他们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储备，冲销坏账资产价值。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欧洲的银行，从整体上说，陷入得要少一些，并且他们的会计准则允许巨额的秘密储备积累。英国银行的处境介于美国和欧洲大陆银行之间，有些英国银行属于那些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最为冒进的分子。不过，在他们自己的分支系统中，其储蓄基础却要牢固得多，因此永远不至于像他们的美国对手那样，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神经过敏。 也许可以这样讲，联邦储备局在支持金融中心银行（money center banks）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些银行用于重订还款时间表的费用，以及停留在纸面上的异乎寻常的高利差都得到允许，可以列入本期收益，尽管他们从未从中获得现金收入。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据此报告取得丰厚的收益，也的确有些银行在1983年增加了它们的股息。 富于刺激性的是，集团的组建以及与之相随的管理当局的悲观态度，正式这一切拖延并转移了美国银行业的调整过程。债务国不得不承认严峻的现实，而银行背着大量的可疑债务却有口难言，他们不得不竭力隐瞒债务的不可靠性。他们收回利息的唯一指望就是增发新的贷款，这样一来，问题非但没有暴露，反而更形严重了。银行对此的反应是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最理想的增长方式是提供业务而不必占用资产，金融中心银行开发了许多新的业务，积极地将他们推向市场。当然，他们也绝非不希望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几乎所有的贷款在质量上都远胜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所提供的贷款业务。当时正是杠杆收购的全盛时期，银行愿意提供条件非常宽大的贷款。银行还大胆地吸收海外存款以充实自己国内的资产。就这样，他们充当了美国吸收外来资本的基本工具。 遗憾的是，银行无法利用其报告中惊人的收益数字来提高其股权资本的数额，因为这种把戏是骗不过股票市场的。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对其公告资产价值折扣所进行的真实还原。化学银行抓住了一次短暂的有利时机售出了一部分股票，汉诺威制造商银行（Manufactures Hanover）也发售了一些股票以配合收购CIT公司。然而这些只能算是例外。从整体上讲，银行不得不依赖其留存收益，而那时不可能跟上资产增长的步伐的。 增长与多元化的竞争仍在继续。汉诺威制造商银行以高昂的代价购入了CIT；各种“非银行银行”的技巧不断发明，以克服目前有关地理分散的严厉束缚。金融中心银行正在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州际扩张，但他们遭到那些试图保卫自己的地方银行的强烈反对。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最近才算有了解决：在金融中心银行进行跨越州际的收购之前，先要给地方银行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 联邦储备局不愿意对银行体系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担心那样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最优先的考虑是阻止可能出现的崩溃，为此他们希望能够发动一场强烈的复苏，待经济复苏并走上正轨之后，再来考虑控制货币供应，并允许利率上扬。他们本来也可以试图去控制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坏账持续增加，资本充足率日益恶化，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仍然很不稳定。 最后，问题在国内贷款业务中暴露出来了。有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并没有参与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农业与石油工业。同国际债务不一样，靠继续增发贷款来偿付利息从而保持国内借款人免于破产，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债务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因执行宽松的贷款政策而蒙受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它从已经破产的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那里购入的一笔巨额能源贷款，但这笔贷款极不可靠。由于没有分支机构，这个倒霉的银行只能极度地依赖借入的资金，因此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储蓄与贷款业也在酝酿着风波。由于1982年之前的高利率，许多机构的股本金流失殆尽。为了阻止一场全面崩溃的发生，大量的机构只得合并，或者谋求救助。里根当局所追求的是让市场自己来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在这些机构的资本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金融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出现了。许多清规戒律一下子被扫除净尽，储蓄与贷款公司的活动范围扩大，投资资产种类极大地拓宽了。由于储蓄贷款机构是在管制的气氛中陷入困境的，因此管制的解除被认为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私营企业也的确设计了不少机巧的方案以图挽救破产的储蓄与贷款公司。绝大多数新投入的资金立刻以税损的形式扣除了，精明的投资者们只用了很少的一点现金投入，就取得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他们都是有权开展由政府提供保险的存款业务的机构。其中一部分落入了这样一些人的手里，他们利用这些存款来支持可以获利的其他经营活动。在野心勃勃的扩张过程中，握牟厚利之机而无损微毫之虞。这一套做法实在令人不快，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加以指摘。 在充分地利用了管理当局所提供的机会自肥起来的公司中，美洲金融公司表现最为冒进，它的领导人是精悍的查尔斯·纳普。在收购了第一租赁金融公司——一家老资格的公司，其存款由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保——之后，通过经纪人以及无所不能的强力推销人员，开始了狂热的举债活动。在此之后，他们又过度投资于风险极大的不动产贷款以及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业务。如果其中任何一笔出了问题，立刻就可以找到另一家将这笔贷款接过去，以此作为另一笔贷给它的更大款项的交换。在利率开始上调之后，公司以指数比率提高了其抵押贷款平均固定利率水平。纳普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开展了一项具有极高收益率水平的业务，当时前提是利率最终能够下跌。不过，即使利率始终居高不下，只要他的业务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就不会允许它宣布破产：如果是正面，他就赢了，如果是反面，他也不会输。这种算计当然是正确的。公司的存款额很快地从1982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203亿美元。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日益恶化，纳普被迫辞职（在收下了高达七位数的离职金之后）。然而公司却得救了。 大陆伊利诺伊公司和美洲金融公司危机在1984年的爆发差不多前后相继出现。这是银行与储蓄业的真正的转折点，尽管这一事实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银行监察员们如梦初醒，记起了自己的法定责任，开始集中精力检查那些不良贷款。管理当局提高了资本需求标准，并且执意加强坏账储备。银行只得收缩资产负债表，出售资产、整顿贷款以备转售，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往账面上一摆了之。不健康的增长终于告一段落，调整过程开始了。 乍看之下，调整进行得极为顺利，出人意料。银行逐渐熟悉了整顿贷款以备转售的业务，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从浮动利率到抵押转售票据。每当有必要的时候，总会有其他的机构接替银行的角色。垃圾债券已经取代银行贷款，成为企业合并的主要筹款来源，国库券取代了欧洲美元存款吸引海外资本的功能。取消外国人所持债券的预扣税的政策，同银行扩张转折点在时间上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的财务状况应该已经得到了改善。个别银行也许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不得不认亏出场，然而整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比过去可靠得多。股票市场已经对这一外在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银行股票市值上涨，价格升水。 然而危险期并未结束。只有当一种趋势已经被扭转过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清先前的狂热所带来的后果。只要银行还有机会，他们就会竭力用增发贷款的伎俩来掩盖其不当贷款。可是，到了银行被要求计提坏账或可疑贷款准备金时，再用这套手法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与此相反，银行会急不可耐地清算坏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将非收益资产转化为收益资产，同时，还可以收回一些款项用以建立必要的储备。然而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坏账清算可能会导致更多坏账的暴露。比如说，许多农场主无力偿债，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仍足以提供充分的抵押：这些农场主将获得进一步的贷款，而不是被迫宣布破产，然而那些农场主的破产清算却导致了低价的下跌，其结果是更多的农场主进入了破产的行列。在石油业中，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而正当此稿撰就的时候（1985年9月），不动产业也出现了不祥之兆，下一个轮到的很可能将是航运业。 1985年，马里兰州公共储蓄银行及其附属机构，产权规划公司的破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它表明在趋势被扭转之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这个出问题的机构是由不动产发展商们收购的，他们把自己的辛迪加业务作为储蓄机构的附属部分来经营。他们专门投资于模式居室建筑（样本房？摘录者注），因此颇有口碑。这些房屋的抵押由私人抵押保险公司承保，以抵押担保债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在俄亥俄州发生了挤兑由国家承保的储蓄银行的事端之后，马里兰州的储蓄银行也被指令寻求联邦保险的庇护。然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坚持要求它先出售其附属的辛迪加才可以获得FSLIC的保护，以此作为惩罚。这一要求揭开了全部问题真相，原来这个子公司已经无力组织任何新贷款了，而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资金支持，它根本就不可能偿付未清算抵押贷款。情况表明，来自已建成屋宇的收入不足以抵偿抵押贷款，其缺额则依照惯例由新的辛迪加贷款来弥补。从理论上讲，那些模式居室建筑终将售出并带来收入，然而在实际上，由于子公司对母公司负债过重，其中有些建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子公司发行了约14亿美元的抵押担保债券。这样一来，抵押保险公司就被推到了断头台，如果他们无力承付债务，那么抵押担保债券的信用就会受到动摇。 上述简短说明显示，管理当局同样未能突破偏见的影响，他们也是反身性过程的参与者，只能在对整个过程缺乏充分理解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此来看，他们同管理对象之间也不过是所谓的半斤八两。总的来看，实际上他们对自己所控制业务的理解水平比起从业人员来讲要差得多。业务越是复杂，越是富于创新性，则管理当局恐怕也就越是难以胜任，力不从心。 规则总是要落在所制约过程的后面。在管理当局终于能够制止过热发挥在那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修正行为却又导形势向反方向上的急剧恶化。这种情况出现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时期。到管理当局终于意识到国际贷款业务的弊端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执意采取纠正措施，就要冒险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的风险。当他们最终坚持银行必须承认自己的亏损时，又在不自觉中对诸如农业、石油业以及船运业构成了压力，造成抵押品价值的崩溃。 商业银行也犯了许多错误，但至少它们还有一个借口：他们是按照管理当局所颁布的指导方针来行事的，他们的职责在于竞争而不是为整个体系的可靠性分忧。在下面所说的意义上，他们的借口是充分而有效的。因为只要不涉及欺诈行为，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当局在实际上总是要出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这也的确是管理当局义不容辞的责任。 每当局势恶化到了危急关头，管理当局总有一套辩护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的确可以归咎于个别成员的能力不足。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上，如果不是沃尔克就任了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形势也许会发展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困难的形势面前，他表现出了积极的热情，并且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解决方案，这对于一个官僚机构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机构上的原因。中央银行被授权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但是它的日常权力同它在处理紧急事态时的巨大权力极不相称。本来期望他们能够应付危机的管理与控制，可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他们的表现却总是不尽人意。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求包括国会和行政当局在内的整个机构协调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凡是急需进行的改革几乎总是不可能及时地实施。 1984年的银行危机留给我们一个悬而未决的悖论。在储蓄吸收机构的管制弱化同确保储户不受损失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不平衡。担保的做法使金融机构得以随心所欲地吸收额外存款，而管制弱化则赋予他们在极大的范围内使用这笔存款的权力，此二者的合并，无异于一张不受约束的信贷扩张通行证。这是一个自联邦存款保险系统诞生之日起即已生根的痼疾，只不过在这一机构成立的时候，银行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了。风险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在非管制化趋势成为热潮之后变得更为显著了，终于在1984年走到了危机的关头。 联邦储备局只得扩展它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保证所有的储户，无论大小都能够免于损失。这使得银行能够躲过储户加之于他们的最后一重惩罚。没有惩罚，也就没有任何约束。现在，除了管理当局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金融机构参与不可靠的贷款活动。 也许有人会说，股东将是一股制约力量，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这种制约并非十分有效，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贷款规模来掩盖亏损。到了再也掩藏不下去的时候，损失的可就不只是股权资本了。因此，将股本与贷款暴露在风险中，这并不足以保证贷款的可靠性。 自1984年以来，管理当局的措施严厉起来了。然而偏爱非管制化的民间和政治上的倾向还同以往一样地万股。为防范大萧条重演而设置的各种地理和业务上的制约正在逐渐地被清除。从理论上讲，解除管制同强化监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管理者犯了错误；业务日新月异，监管却捉襟见肘。从表面来看，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存款业务越简单越好，然而在另一方面，过于简单的业务活动倾向于滋生平庸与迟钝，以及经营管理上的保守性。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做出抉择。事实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舆论也就一再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过时管制的解除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不过，要求稳定的内在需要也在逐渐增长。 还有一个问题也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了。它牵涉到如何处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照传统的做法，当局比较倾向于安排规模更大、更可靠的机构进行收购。这种强制合并的办法在管制较严的时期不失为一条简捷的途径，因为破产面很小而且相互独立。收购方在财务上也相当有力。通常破产的银行都拥有某种有价值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以竞价拍卖，也不至于对整个行业的结构产生影响。然而在信贷扩张以及非管制化的过程中，“合并消化”破产机构的程序过于频繁，其效果也今非昔比了。特权开始贬值，收购机构面临对自身财力的稀释，也感到了吃力。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管理体制看来要好得多。例如，英国的清算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从未碰到过任何麻烦，尽管米德兰银行的处境比任何一家苟延残喘的美国银行都要糟。可是集中会增加爆发灾难性亏损的危险。在英国，一旦清算银行无法收回对欠发达国家贷款的利息，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远的不说了，美洲银行被鼓励去收购西雅图第一银行，可是将来一旦有必要，谁来收购美洲银行呢？我们早已见识过了这方面的首例，那就是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指望找到买主。也许最终我们将不得不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成了公共财产。在其他国家中，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合并与消化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的做法与储蓄与贷款也这一行中，比之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要不得。我们已经知道，在1980~1982年期间，由于受到高利率的影响，绝大多数企业都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管理当局想出绝妙的主意，将奄奄一息的公司出售给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他们对吸收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存款的权力垂涎不已。同样，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企业家们，如美洲金融公司的纳普先生，利用这一特权创造了什么样的丰功伟绩。现在，管理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制止不受控制的扩张，许多因过热而造成的弊病也开始暴露出来。幸亏利率下调了，否则我们将难以避免一次破产的浪潮。
余音袅袅我看了太多热闹看一尘不染的白纸都变得浮躁善者寥寥在泥沼之中煎熬而置身事外的君子在一旁冷笑没完没了的暗箭持续叫嚣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纷纷扰扰这人间缺个公道我辞三界 别五行自顾去逍遥此去必经年 荒野寒暑换红颜往事散云烟 十寸光阴换一钱只身山水间 耳不闻恶语闲言举头问苍天 何时得以赴黄泉走走停停又逛了几个世纪看川流不息灯红酒绿变成孤寂战战兢兢的人们未曾怀疑在此地荣华富贵是唯一的真理机关算尽后徒留一地黄金那冢里枯骨不得安息无人在意夜色降临时落下一声叹息我乘兴来 败兴去也乐得随意此去必经年 荒野寒暑换红颜往事散云烟 十寸光阴换一钱只身山水间 耳不闻恶语闲言举头问苍天 何时得以赴黄泉
（一）文在前边的讨论中，我不仅给出了一种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轮廓，同时也给出了一项可行的美国经济政策的轮廓。当然，这些还只能说是框架或视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们也一样可以覆盖那些我们尚未涉及到的领域。 还有两个最为基础的问题，一个是抽象问题，另一个是个人问题。抽象的问题关涉所有有关体制改革的尝试，由于认识所固有的不完备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着悖论？我们真的有希望搞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吗？个人问题关涉我对官僚主义的厌恶，而国际央行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免官僚主义。 我相信，全面改革的悖论只是一个假象，不过还是应该认真对待。除非我们能够获得永久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很难证明它的有效性。问题在于，认识的不完备性否定了永久的和完美的解决方案的现实性。生命是短暂的，唯有死亡是永恒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将给人们的生活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差异，暂时的解决方案总比一无所有要好得多。 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极富诱惑力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死亡与生命的含义。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情感中体验最深的部分之一。我们总觉得死亡的想法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抓住每一根稻草试图逃避死亡。追求永恒与完美只不过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但结果证明这是一场骗局。我们非但未能躲开死亡，反而挺身拥抱了死亡，永恒和完美也就意味着死亡。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生活与死亡的含义，并且终于悟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破解，我将在这里予以总结，尽管我知道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作为事实的死亡与作为观念的死亡，作为事实的死亡同作为事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观念的死亡则同作为观念的意识并到一处，意识与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与死亡却不然。换言之，死亡作为事实并不像作为观念那样可怕。 作为观念的死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死亡面前，生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作为观念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并且事实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很不清晰的。将事实与观念同样看待，这恐怕是一个错误。只要还能谈论事实，那么最直接和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还活着，作为事实的死亡尚隐然于天际。但是，当我们真实地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作为事实的死亡却又把我们同作为观念的死亡体认截然分开了。换句话说，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无从体会。 在思索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生存或死亡，哪一个是出发点呢？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但却都是无法回避的——作为思想和作为事实。但是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却总不免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于存在及思维之中无所不在。有些文明，如埃及，献身于死亡崇拜；另一些，如希腊，则似乎连神灵也渴望尘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立场相互龃龉，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基督教史上神灵与世俗的对立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的场景如今又在苏联重演，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要求难以同军事力量与经济效率的要求协调起来。 这些偏见相互之间的碰撞有可能以许多相当隐晦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关于经济管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种立场认为管制毫无效用，因为它扰乱的本来的秩序，最终将导致体系的崩溃。而关于市场机制自然倾向于均衡的断言也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对立观点则认为完美乃不可企及之境界，无论是市场还是管制。市场太不稳定，管制又过分僵化。市场必须管制，但管制缺乏灵活与主动，必须不断地修正。不存在完善体系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反对体系完善化努力的有效证据。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最终的崩溃并不能抹杀辉煌的历史，因为它奠定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 如果要在两种态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将旗帜鲜明地选择生活，选择我们再其中所创造的短暂而不完备的结构。尽管我拥护对金融体系进行综合性的改革，但我绝不会臆想新体制比旧的那个更完美或更持久。相反，我很清楚对永恒和完美的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个功能齐全的体系将令我们落入自鸣得意的陷阱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下一个体系被设计地过分完美，那么它的命运也会是一样的。 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体系必须由官僚来运作，而我则本能地反感官僚主义。由于对加强管制采取赞同的立场，这似乎在表明我所期望的正是我所厌恶的。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具备追求永久化的鲜明特征。每一种体系都面临着在官僚手中日趋僵化的危险，基督教如此，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很难粉碎官僚主义的死亡之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克服官僚主义，结果却更糟。 但障碍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当官僚试图管理市场的时候，市场的表现将迫使他们随时保持警惕。经验表明，中央银行属于最富灵活性、革新精神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之列。其原因就在于市场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判断决策的成效。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可能会受制于错误的观念体系，但是如果一项决策不能发挥效力，除了正视这一事实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例如，联邦储备局在1979年接受了货币主义的立场，但到了1982年8月又放弃了。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重债务国打交道时一向奉行某种极为僵化的传统，但是逐渐地它被迫放弃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工作方法。中央银行经常因为政策失误而受到抨击，正因为这些失误公之于众而无可逃遁，才会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此外，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革新精神。1974年，英格兰银行发明了“救生船”，在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中，联邦储备局又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球范围。特别是沃尔克，他在危机关头脱颖而出，尽展才华，由沃尔克这样的解除人才来执掌中央银行这一事实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偶然。 总之，创建国际央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对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二）道可道、几何学和存在主义索罗斯的观点颇有一种“道可道”的意味蕴含其中：追求永恒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不完备的，终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市场混乱引发监管，但是好的监管意味着缺乏变化而逐渐僵化，并埋下了下次危机的种子，直到再被新的监管所取代。这与《道德经》的基本精神是吻合的，却与西方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不一致。 自犹太教发端的基督教教义中，始终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上帝），而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认识、体会以及接近这种超越性的存在，所以西方的宗教、绘画、诗歌以及文学都花了大篇幅来描绘这种永恒性。即使在科学领域，所秉承的也是类似的精神，所以自然科学的宗旨始终是追寻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以及按照规律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世界运行的秘密。其中的集大成者当然是数学，而数学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几何学：根据一些基本的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据逻辑推导，得到在一切条件下都能成立的定理——由此，关于图形图像的一切变化就被这样简单的几条代码言尽了。这里面蕴含的观念是：世界是可以由有限的元素和元素间有限的变化所穷尽的，人只要掌握了这些元素（即真理），就能掌握世界的永恒。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力热声光电、化学，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就似乎都在逐渐逼近这个世界的本源，以至于19世纪最后一天，在欧洲科学家聚会上，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修饰工作。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却素来没有市场。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也没有超出人以外而存在的世界。中国人当然相信天庭，相信鬼神，可是无论哪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也只是一些具有人类情感的其他物种而已，除此以外，并不存在一个全然超脱人类情感和认知的世界。这直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中国人是不相信任何超验的东西的。中国人讲哲学，但是中国人进入哲学的途径是通过生活的体悟，而非超脱的冥思。中国人也讲规则，但是在没人看到的地方，规则还是不如随心所欲来的痛快。“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无法让一个中国人相信有一种规则的作用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违反。每个人面临的都是现实的情境：如果有人执法，那么我就遵守规则；如果无人知晓，或者事情紧急，那么我就乐得或者被迫绕开规则。永恒天然就不存在于中国人的词典中。在西方专门的存在主义学说在中国就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By乔治·索罗斯反身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决定哪些要素应当分离出来予以特别考虑。在处理某一特定的金融市场的有关问题时，情况要简单一些。它的关键变量就是市场价格，而应予以特别考虑的就是那些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然而即令如此，进入你视野之中的也将是无限多个因素。仅仅指出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这在说明历史过程的动力学方面也许是有效的；但注意，绝非在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方面也同样有效，至于说要解释实际的历史过程，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必说用于预测了。 当我们大胆地走出某一特定的金融市场的范围，选择要素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需要一组相互作用的分组才能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现象。然而问题在于，针对同一现象，也许可以有不同组分的组合，我们并没有把握说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过多的潜在要素是最令人头疼的：在试图预测未来事件的进程时，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有可能转变为重要因素。 国际贷款业务的繁荣/萧条序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国际贷款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其本身而论，它构成了有关繁荣/萧条序列的完美例证。放在整个经济背景中，它又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诸多要素之一。更为复杂的是，国际债务问题已经在银行系统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银行系统的演进，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反身性过程，同时，它也构成整个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一环。 那么，研究国际债务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只要少考虑到三个向度：作为反身性现象，作为银行系统演进过程中的要素，作为当前经济形态中的组成部分。我试图同时将此三者纳入思考的范围，因为这是避免过分重复的唯一办法。方法一经选定，那么关于现实世界中高度复杂的反身性过程，我也就可以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说明了。不必说，这种分析并不是那么好懂的，但在分析中，我将力求保持三个向度的清晰区分。某种程度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我们对银行系统的演进有兴趣，我们当然会更多地注意贷方而不是借方。如果我们想弄清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命运，那恐怕就只好改变问题的中心了。 国际贷款业务的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不过若是讨论银行系统的演讲，还必须追溯到更糟的年代，要想理解支配近几十年历史的那种经济循环，我们必须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时谈起。但这样一来，话头就可能扯得太远了。因此，我将把1972年的早段作为开端，而以美国的银行系统作为叙述的起点。说起来有点巧合，那是我刚好撰写了一篇有关股票市场的报告，题目就是“成长银行的案例研究”。 在当时，银行被看成是最了无意趣的机构。30年代的创伤尚未治愈，安全性至高无上成为信条，压倒了利润与增长的要求。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实际上为各种规章制度所冻结，超越州界的扩张被禁止。在某些州，甚至分支行的设立都是非法的。沉闷的行业只能引来沉闷的从业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或革新。银行股票为那些追求资本收益的投资者所忽视。 然而就在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新生代银行家们出现了，他们在商业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把获取净利作为思考问题的中心。新派思维的精神中心是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即花旗银行），在那里受过熏陶的人们撒向全国各地，纷纷占据了其他银行的首要职位。新的金融工具被引入了，一些银行开始更加积极地运用它们的资本，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收益水平。在州界内，收购行为出现了，从而导致了规模的增长。大一些的银行，资本运作的杠杆倍率达到14~16倍是十分典型的，像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这样的大银行甚至可以高达20倍。比较好的银行，其股本收益水平超过了13%。这样高的股本回报率再加上每股收益递增超过10%，如果是在其他行业中，其股票的价格一定会有可观的升水。然而银行股票的升水幅度极小，甚至于没有。银行股票的分析家们注意到了这一相对低估的现象，然而他们对纠正这种现象缺乏信心，因为正在发生的变化过于缓慢，而习惯的定价原则又过分地顽固。然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许多银行的杠杆操作已经达到了谨慎运营的边限，如果还想继续增长，就必须募集股权资本。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NCBNY）安排了一次宴会，招待证券分析家们——对于银行业来讲，这可谓是史无前例了。当时我并不在受邀者之列，不过这一事件还是促使我公布了一份报告，以推荐收购那些因在管理上更富于挑战性而备受称誉的银行的股份。文中阐明了当时的形势，一如我今天在这里的叙述，指出银行股将会趋于活跃，因为经理们将会给出极为理想的业绩报告，事实上他们已经着手这样做了。我在文中写道：“成长”与“银行”的组合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这一矛盾很快就会在银行股票市盈率的增长中获得解决。 事实上，在1973年间银行股票的确作出了上佳表现，我们所看好的银行股带来的收益差不多达到了50%。一些机敏的银行趁机扩大了资本规模。如果这种以账面价值升水方式进行的增资扩股活动能够顺利展开，银行本来是可以获得一个稳妥的增长基础的，而银行系统的演进也就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不幸的是，这一过程刚刚起步，就碰上了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利率上调的不利影响，13%的收益率已无法支持银行股票的溢价发售了。 其后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灾难，巨额的资金滚滚流向石油国，这些国家在欣喜之余却又无可措手，于是一股脑地存入了银行。事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有些银行，如银行家信托银行（Bankers Trust），被巨大的存款压力搞得措手不及，甚至不得不拒绝存款。怎样对这些所谓的石油美元进行再循环使用成了一个大问题。有关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然而最终毫无结果，只有沙特增加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认购份额。工业化国家未能采取积极措施以缓解紧张的局面，结果正是违约拖欠，将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责任压在了银行的肩头。 现在轮到银行家们进场了，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充裕的资金使他们成为大胆的贷款人，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发现了不少合适的借款对象。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借助迅速增长的庞大债务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而产油国则致力于野心勃勃的经济扩张计划，他们可以指望用石油储藏来支持贷款。当时适逢东西方关系缓和，这意味着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银行贷取巨额款项用于建造工厂，这些国家寄希望于贷款所建工厂的产品能够足以偿还债务。这一切导致了国际贷款业务的勃兴。 起初，银行可以直接动用欧佩克（OPEC）的盈余，渐渐地，富油国家找到了使用新财富的其他途径：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危险的速度扩张经济规模；购买钻石和不动产；涉足其他各种长期投资业务。与此同时，对银行融资的需求却仍在加强。银行日益成为信贷的源泉。每一笔贷款总要在别处产生存款，因此，银行在自己的活动中就可以产生足够的用于信贷的资金。由于欧洲美元市场不受管制，银行就不必为自己海外分公司的债务保持最低限额的储备金。除非自我约束，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些分公司创造出几乎无穷无尽的信贷供应。 国际贷款的利润太富于诱惑性了，不由人不放松警惕。商业交易可以在巨大的规模下进行，利率风险可以借助浮动利率限制到最低水平，而管理费用较之公司债务却要低得多。激烈的竞争将存贷利率的差额限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之下。尽管如此，国际贷款还是成了银行经营活动中最简便而利润又最高的部分。吸引着大批此前并无这方面经验的银行。这一时期中，在伦敦开设代表处的银行大幅度增加，国际贷款成了整个银行业中发展最快的业务。显然，如果银行在当时就能够根据后来的经验设立适当储备的话，那也就不会又如此之高的利润了。 这一时期的美国银行，从外表来看，依然处于停滞状态。以合并和收购形式进行的业务扩张被严格地限制在条令许可的范围内。然而银行的内部结构却在发生重大的转变。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成为新潮流。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使银行得以在控股公司这一层次上进一步运用杠杆操作，从而使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此外，所谓的边缘法案的附则（Edge Act sub sidiaries），也免除了一些针对银行的律令制约。最大的市场在国外。因此，绝大多数公司的业务扩张都是国际性的，美国银行到海外寻求发展，而外国银行又纷纷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花旗银行（Citi Corp），它的收益中有1/4强来自巴西。 当时也正是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时期，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业务效率，并且使许多在此前难以想象的业务成为可能。仅仅十年时间，银行的业务已经大大复杂化了，人们发明并应用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和技术方法。这一潮流延续至今，节奏还在不断加快。 银行业管理机构的工作是颇为棘手的，既要跟上日新月异的变革，又要顺应国际化的潮流。平心而论，嘲笑管理机构总要比一线人员慢一拍是不公正的。因为银行家们总是能够在各种各样律令之间寻找漏洞，他们对此驾轻就熟。 在国际竞技场上，管理当局自然无意妨碍本国银行取得公平的竞争地位。管制的解除，加上各家银行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于是市场飞速地发展起来了。因为急于获得交易机会，这些银行几乎很少挑剔条件，借债国为获得贷款而提供的必要资料少得可怜，一些贷款银行甚至不知道贷款对象在其他地方的借款数额。 债务国家在遇到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麻烦时，更愿意去找商业银行而不是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商业银行发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职能。他们向欠发达国家所转移的资金在数额上比之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所愿意承担的要大得多，而他们对债务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却要少得多。难怪很多欠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喜欢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的工业国家，如英国等，往往喜欢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发展中国家则宁愿诉诸商业银行，因为同他们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在1973至1979年间，国际信贷规模的确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它成为70年代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根源，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达到高潮。 回顾当时的情景，借款国显然未能明智地使用这些贷款。好一点的用它们去建造漂亮却毫无用处的大东西，像巴西的伊泰普水电站；等而下之的则用以购置军火，要么就用它来维持不现实的高汇率，像“南锥体”国家阿根廷和智利。可是，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愚蠢，事实上，巴西经济还因此而被誉为巴西奇迹，而智利则作为货币学派发挥效力的典范备受称赞。 国际贷款业务增长得如此之快，参与其中的银行都有些扩张过度：它们的资本与储备跟不上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但其贷款业务的质量仍相当之高——至少从表面看如此。而在整个形势中最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于，尽管债务国的总债务负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它们却总是能够设法满足那些用以衡量其信用状况的商业标准。 银行用这样一些比率——例如，外债与出口值之比，还本付息额与出口值之比，经常性账目赤字与出口值之比——作为信用状况的衡量尺度。银行的国际贷款活动推动了一个自我加强与自我支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债务国的偿债能力不断增强；如果按上面这些比率来算的话，几乎同债务的增长一样快。 这一过程得以发展的要害在于，70年代期间过低的、并且最终成为负数的实际利率。既然欧元市场不受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它们的发展就不会对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当银行结束了欧佩克石油盈余的运作而转向创造信贷的时候，美国还在继续其放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开始贬值，利率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实际利率的下跌降低了还本付息的费用，却加强了借款国的信用度，同时也吊起了它们继续举债的胃口。信贷的扩张刺激了全球经济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欠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强劲需求令它们大喜过望，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贸易条件。下跌的实际利率、扩张的世界贸易、不断提高的商品价格，再加上贬值的美元，这一切都鼓励债务国，并给予它们增加其负债额的机会。 自我支持的信贷扩张——简写为通货膨胀——在许多方面是不健康的。工资和物价加速上涨，国际收支的赤字与盈余长期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日益恶化。许多由银行贷款直接资助的投资项目都是错误的，债务人的信用水平是虚幻的。然而，只要这一过程还能够有效地支持自身，世界经济就会持续繁荣下去。消费仍然高涨，低利率或负利率打击了储蓄，廉价的贷款刺激了投资，货币摇身一变就转化为不动产。高消费、高库存和强劲的投资活动为空前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市场的繁荣促进了能源的需求，欧佩克国家日益富有，他们不再那么急于获得外汇收入了。既然实际利率是负数，那么把石油存在地下比之把现金存入银行要有利得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伊朗石油生产遭到破坏后，立刻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再度剧烈上涨。 这一次各国的反应可就大不一样了。通货膨胀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则因为执行了比较严厉的货币政策以及允许本币升值，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的打击。由于油价盯住美元，欧洲和日本的进口石油费用降低了；同时，又因为没有通货膨胀的威胁，所以尽管本币升值，他们的出口产品仍然富于竞争力。美英两国则正好相反，他们积累了大量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同伙膨胀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英国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了求助呼吁，而美国，由于在实际上控制着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可以在随心所欲地通货膨胀的同时免受其害。不过，同伙膨胀在国内国际却导致了政治偏好的转移。总之，通货膨胀的幽灵比衰退更可怕。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也相应的开始趋于严厉，甚至在经济已经陷入下滑时仍未放松。 货币主义开始成为指导经济政策的法则。在此之前，中央银行总是借助于控制利率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现在，重点转向了控制货币投放量，利率放开了。不幸的是，利率一下子升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财政政策仍然保持扩张刺激，只有极为严厉的货币政策才能控制货币政策的高速增长。 ** 财政政策受供应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它认为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从而消除可能导致的对预算的冲击，而赤字则可以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加以限制。然而，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国防支出的决定，使得平衡预算的目标成为不可能。膨胀的预算赤字同严厉的货币控制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利率的急剧上升。高利率令减税带来的刺激效应化为乌有，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整个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债务国雪上加霜：石油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率居高不下，美元强劲上升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他们陷入了最后一轮疯狂的举债竞赛，其结果是债务总额又增加了30%。而标志其信用等级的各种比率却急剧下跌，波兰和福克兰群岛的形势令市场信心大打折扣。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还会继续放贷，但已经十分勉强了；还款期限缩短了，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支付困难。紧接着就是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爆发，再也没有人愿意向重债务国提供贷款了。债务国的状况比大多数银行所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例如，巴西一直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筹资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而有关银行对此却一无所知。国际贷款遂由繁荣转入萧条。 我们将在这里停顿下来，分析作为反身性过程的国际贷款的勃兴。前面的描述包含了构成一个繁荣/萧条序列所必需的所有要素。具体来说有哪些内容呢？首先，在整个趋势与参与者的认知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反身性的关联。其次，这种认知借住反身性的关联能够影响整体趋势，但是它必定含有某种内在的缺陷。整体的趋势进而又强化了认知的偏向性，直至双方都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通常情况是这样的，当趋势刚刚露头时，形势非常之好，而缺陷却要待这种趋势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之后才暴露出来。在盛极而衰的过渡期，参与者们日益警觉和抵触，于是趋势丧失了劲头。最后，大家终于明白过来了，这种趋势极不合理且又无法维持。预言实现了它自身的内容，形势急转直下，常常伴随着灾难性的结局。 在国际贷款问题上，银行和债务国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反身性联系。银行使用一些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借款能力。人们大都以为这些比率是客观的衡量标准，然而实际上它们也具有反身性的特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透过形形色色的渠道受到贷款规模的影响。进一步说，债务比率反映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不可能由此看出这个国家的偿债意愿。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意愿就必须采取另一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计算方法。最关键的变量不是还本付息而是净资金转移（资本流入），这也就是还本付息同大量吸收新贷款（以维持债务）之间的区别。只要债务国能够自由地贷款，他们的偿债意愿就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他们总可以借到偿还利息的钱。一旦信贷流入的渠道被截断，偿还意愿就成了关键的问题。然而在国际贷款及其活跃的背景下，银行家们不愿正视这一问题。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思顿（Walter Wriston）甚至断言：“主权国家不存在破产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债务比率始终是令人满意的，银行也非常乐意贷款。而当债务比率转入恶化时，银行家们开始感到担心，其贷款的意愿也受到了打击，于是突然之间陷入了1982年的危机。这一危机揭示了净资金转移同偿还意愿之间的反身性关联，从而使自愿贷款就此绝迹。此后发生的一切将是下一章的讨论题目，在这里我们所分析的是1982年以前的体制。 商业银行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保持国际贷款业务如此迅猛的增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后几年间，围绕着这一问题定将展开热烈的讨论。部分的答案在于，银行的确没有意识到它们要为这一体系的健全性负责。银行业是竞争极为激烈的行业，此外它们还要分心触犯避免各种管制条例。 防止经济过热是中央银行的事。商业银行在保护伞之下运营，它们所追求的，是在现行规章制度的框架之中求取利润的最大值，它们不可能拿出过多的精力来分析自己的行为对整个系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个放弃有利可图交易的银行几乎可以肯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另一方面，即令这个银行拒绝了，其他银行也还是会趋之若鹜以图取而代之，占领市场。这样一来，就算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在国际贷款勃兴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也还是别无选择：要么随波逐流，要么退出竞争。 这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当一种趋势发展起来的时候，参与者们的处境往往不允许他们采取抵制的行为，即令他们知道这样下去将会酿成灾难。这是所有繁荣/萧条序列过程的共同点。一致拒绝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例如，根据分析结论，我明明知道抵押信托公司（Mortgage Trusts）的前景不大妙，然而我的建议却是立即买入，因为在暴跌之前必将会有剧烈的上升。果然，有一批投资者心然跟进。当然，即使他们不这样做，繁荣/萧条的序列过程仍然会发生，尽管要慢得多。 市场参与者的最高境界在于适可而止。然而有时的确力不从心。例如，在浮动汇率体制下，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他们不可能回避币种的选择，除非购入期权。仅就国际贷款活动的情况而言，在繁荣阶段的末期，花旗银行也曾审慎地减少了它在市场中的份额，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不能挽救它免受其害。尤其在最后的阶段，几乎所有的银行都知道债务国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它们早已是欲罢不能了。 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督。只有某种形式的干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令或者来自中央银行的和缓的暗示，才有可能阻止繁荣/萧条序列过程的失控。 中央银行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危机继以机构改革的过程，然而它们却至今未能记取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情。不受控制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其影响力也比以往要大得多。他们之所以敢于为所欲为，无非是看准了银行管制当局的无能，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没有看错。参与者们无法阻止国际贷款活动的失控，然而货币当局本来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始终不是很清楚。中央银行对欧洲美元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显然是了然于心的，尽管他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最后贷款者的责任，并且早在1975年就已经划定了各自的责任范围，然而它们却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规范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停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还必须对历史作一番更为透彻的研究。我在这里贸然提出两种尝试性的假说。 第一种假说指出，商业银行所承受的压力同样也影响到了作为保护人的中央银行。如果他们采取了限制措施，商业银行就会在竞争中败北。只有各国中央银行的协调行动才有能力将发展中的欧洲美元市场置于控制之下。这就需要机构上的改革来加以配合，可是货币当局并未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通常总要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变得迫切起来。 由此又产生第二种假说。我认为，中央银行在其行动上受到一套错误观念体系的支配。当时，货币主义在中央银行里占了上风。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过多引起的，与信贷规模无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管制的对象就应该是货币供应而不是信贷增长。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欧洲美元市场进行干预。只要中央银行能够管好自己的货币供应，市场也就能管好自己的活动不出乱子。 问题是神秘而复杂的，我不能宣称自己已经探到了其中的底蕴。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边列着货币项，另一边则是信贷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告诫我们，只有货币这边才有考虑价值，因为信贷是取决于货币的，反身性理论的引入昭示了它的错误。我确信，此二者必然以反身性的方式互相影响，而控制货币的梦想最终是行不通的。由于缺乏足够的专门知识，我无法进行直接的反驳，但我可以指出经验证据，说明控制货币供应的实际效果一再地令管理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70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中，欧洲美元市场的迅猛增长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因此，同样也很难估计国际贷款的收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今天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通货紧缩的阴影负责。我坚信，无论是国际贷款的紧缩还是扩张，它们都对世界经济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是我的观点还远远没有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这一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国际贷款的规模就应该成为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重要参量。任其泛滥的货币当局在70年代后期铸成了大错，1982年的危机既是管理方针的破产，也是自由市场体制的破产。 我们将在稍后一些再回到这一议题，管制市场与自由市场的不完善性将是本书的主体之一。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贷款的新体制，它是在1982年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这个世界（一）—— 清风何处来，平地起波澜
风起两年前的春天，我做了个梦：世界之柱出现了裂缝，大厦将倾，炼石之人化世间阳气以为石，望能补上愈加松散的石柱。 这个梦让我迷惑了一段时间，后来明白了它的意义：这个世界的柱石即是美国，美国稳定则世界平和，美国仓皇则世界混乱。随着美元在世界的不断扩张，美国对外负债也越积越多。以往中国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入美国，美国则不断出口稳定优质的美元到中国，形成了某种均衡。然而走到今天，这种均衡再也维系不下去了。 大局上来看，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想进一步维系中美间的均衡，只能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这已经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已经逼近某种危险的临界，在界限的另一端，美国每年的产出增值甚至不能抵补利息支出，这让美国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处于危险的境地。 从两国各自内部来看，中国的资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基建投资，这种投资的好处是短时间内能够将资本效用发挥到最大，坏处则是需要长久保持稳定较高的收益率，否则坏账就像腐肉一样逐渐侵蚀健康的机体，耗尽每一丝活力。这个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钱已经先扔出去了，接下来的债务是则逐渐逼近的。无论愿意与否，全国人民已经被绑上了偿债的绞肉机——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背负的房贷即是这台绞肉机的入口——而能否安然度过全看未来三十年是否能找到新的增长引擎。这是中国不得不攀爬价值链的理由。 美国面临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虽然是美国，但却不是美国人民。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工资的增长近乎停滞，而所有的增量收益几乎都为资本所得。特朗普的当选，即是对这种长久以来失衡的直观注解——大量的普通民众已经失去了对精英阶层改善自身利益的期待，转而投向他们心目中可能带来改变的人。观察特朗普的施政策略，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制造业回流，阻止新进移民，减税，退出各种无效的国际组织。美国人民需要的是更多的实惠，能够带来切实利益提升的办法，而非各种口号。 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世界最大的金融国如何继续携手走下去，决定了世界未来二十年的走势。中、美两国的生物本能进行了第一轮试探：美国要从中国收回更多的资金，中国则试图通过让利换取平稳的发展空间。中国向美国增加资金流的过程，“贸易战”即是其注解。澜惊这个梦没有梦到故事的终结，所以长久以来，我的心里始终在猜测着下文。石柱被重新填补，世界再成和气一片——抱歉，历史不是童话，如果世界局势的走向如此简单，那人类也就不会再渴求未来了。裂了缝的石柱当然需要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也的确能让它继续苟延残喘。可是历时越久，补石这项任务就越发艰巨。直到某一天，也许石匠和石柱都厌倦了这场游戏。然后，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来看看在这个故事完结之前，还有哪些精彩的情节不容错过。首先，柱子会越来烂得越厉害，修补一次也需要越多的石料；其次，石匠的耐心终究有限，可以一次两次地补漏，但超过三次，石匠也要撂挑子了；最后，石匠和石柱的矛盾可急可缓，可明可暗，但免不了的是终会有一天相看两相厌。凭栏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老子》有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道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这段话虽然没有明说道究竟是什么，却侧面描述了道的特点和不同人面对道的态度。光明之道看起来晦暗，前进之道看起来后退；大器反而晚成，大音反而希声。是老子在故弄玄虚，玩弄文字么？有句话叫“鱼不知水”，是鱼真不知水为何物么？鱼因为天天与水为伴，不会觉察到水的存在，在离开水的时候，自然就知道水是什么了。同样，如果人天天与道为伴，天长日久也会忘记道的存在。但不是人真的不知道道是什么，而是失去了悟道心。所以修道之人，一方面要守道，一方面又要能跳出来看到所修之道，这样才能合于道体。上士闻道，时时习之而不敢稍有懈怠；中士闻道，要么闷头习道而失了道心，要么疏于习道而失了道体；下士闻道，如鱼之闻水，既未曾一刻离水，怎知水之珍贵。可道体浩渺无涯，人却非圣贤，纵生于江海，可沧海桑田。未敢未雨绸缪，只得随波逐流。嗟夫！
就算天空再深 看不出裂痕眉头 仍聚 满密云就算一屋暗灯 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让这口烟跳升 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 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 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历史在重演 这么烦烧城中没理由 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 我别错用神什么我 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 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就算天空再深 看不出裂痕眉头 仍聚满密云就算一屋暗灯 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让这口烟跳升 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 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 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历史在重演 这么烦烧城中没理由 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 我别错用神什么我 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 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仍静候着你说 我别错用神什么我 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 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洋洋四大古典名著，独爱西游。为什么？因为只有他展现了人无惧险阻，披荆斩棘，踏破铁靴的奋斗精神。除此以外，三国流于忠，水浒流于义，红楼最为不堪，流于家族内耗，似乎一家子人没有什么正经营生好做，只好每日之间互相攻zhì，挖空心思蝇营狗苟。中国人的精气神在这些所谓的名著影响下，日渐狭隘卑微，乃不知世间正道。 玄奘当然有其人，只是即使身为一介书生，其展现的浩然生气也让许多庸碌之徒无所遁形。史载玄奘一心向佛，得知西域天竺为佛道之国，便心向往之。在当时，西域取经并非受官方认可的行为，从唐国出发时起，玄奘便知此身只能成功，否则便成仁。沿途他四处讲经宣佛，得到了一些支持，也有损毁。但是他皆不为所动，一心只愿取得真经。从甘肃往西出发不久，便孤身深入沙漠腹地。随身带的水也喝完了，干粮也没有了。怎么办？是溜溜地回去，还是继续西行？由于是从边防偷偷离境，回去，此生便难再有机会踏上西域，那就咬咬牙继续向西吧。不知道玄奘当时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只有至纯至信之人，才能在如此绝境之下，还绝不回头继续向前。很快，他就在茫茫大漠中昏过去了，但是只要夜晚有一丝凉气，他就又鼓起力气继续前进。在深陷绝境一周以后，竟然挨到了沙漠中的绿洲。饱饮甘露之后，玄奘的信心更足了，即使遇到再大的险，也无法阻止他西行的脚步。 你看，西行路上哪有什么妖魔鬼怪，有的只是人心中的贪嗔痴。即使没有石猴保驾，没有龙马代足，西天依然可以前往。西游释厄，释的乃是人心之厄。
上一篇文章记载了索罗斯关于社会科学的看法，也部分地反映了我对社会科学的认识：1.“社会科学”牵涉人的认知和行为，这是无法（至少在短期、全面范围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在判别上存在先天的困难；2.由于社会行为发生和结果存在认知和实践上的差异，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在预测上的无力；3.对行为解释的合理和预测的无力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考虑到其词根“科学”的含义，要么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扩充以纳入社会科学，要么将社会科学剔除出“科学”领域以保持“科学”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看法打破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试图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加给社会科学形成的偏见，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将追求“客观性”作为核心准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知要做饭就要有米。那么，如果将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视为一顿顿大餐，缺少了“人”的元素，这顿大餐又怎么能让人大快朵颐呢？或曰，社会科学不是缺少对“人”的认识，而是专注于对人类“共性”的挖掘。这种说法没错，固然可以将一部分人类的行为特征进行归纳，得到初步的结论，再对不同族群的行为特征进行总结，得到全人类的普遍一致的特点，将这最广大范围内的特征作为规律加以传承和发扬。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存在两个风险：首先，因为抽象的范围过于宽大，导致最后得到的结论内涵过于狭小，从而失去指导意义。如果分析全世界人类的长相特征，都由头部、躯干、四肢组成，分为男女两性，这就转变为生物学的范畴了；其次，这样抽象得到的结论可能从总体或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却对其中任何一个个体是不适用的，从而不仅失去了指导意义，也失去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意义。假如考虑学生的成绩分布，可能一个班学生的平均分是85分，然而如果深究起来，可能任何一个学生的分数都不是85。退一步，即使以这个程度为准，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抽象的范围也是不足的，其通常做法是以欧美世界为范例进行抽样，然后将得到的结论推诸四海，作为“全人类”的共识加以传播，这显然有违科学“客观性”和“统一性”的要求。 对这一点，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最高准则既不应是“客观性”，也不应是“统一性”，而是“真实性”，也即索罗斯所说的“操作有效性”。以我熟悉的经济学为例，按照教科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也即所谓稀缺资源配置的理论。这个定义实际上隐藏了学科存在的目的——为了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效率或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前者对应微观经济学，后者对应宏观经济学。一个合格的微观经济学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一定会为企业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就要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找到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按照这一点的产量进行供给。然后辛苦工作一年，发现既找不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也找不到市场均衡的供给量。更糟糕的是，即使再高明的经济学理论也没办法具体地指出，应该如何增加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或是如何提高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率，减少各项成本。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他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摸索。所以常有一句话讲“好的企业家是市场上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学校里”。这个例子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的处境：通过研究经济学掌握了价值创造的规律，却无法通过掌握经济学实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同样的尴尬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你无法指望通过掌握这些“科学”的规律来解决任何实际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 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里并不常见，因为对一项自然科学的活动只要掌握了其原理，相应的解决之道自然浮出水面，或至少能够知道遵循何种途径来解决问题——过程和结果是一致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由于对象的认知和行为不确定，在过程和结果之间并没有一座桥梁来联结彼此。 面对这种情况，当前社会科学给出的办法是关注“过程”——即注重对已有现象的归纳，而近乎放弃了“预测”。而我倾向于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预测”，学科创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将这些已经发生的历史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以供观瞻。 与索罗斯的分野在此显现：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纲，未来是无法预测的。而我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这正是社会科学领域学问的发端。 对“未来”可以预测这一点，有必要进行一番说明。我能够想象前人在对“预测未来”这一事情上的执念，以及对于构筑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来对未来进行预测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就像试图在平面坐标系上寻找描绘社会事件运行的方程式，求出其解析解，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按照方程式的指引对事件在任意时刻的状态进行预测。不幸的是，这依赖于一个前提：这个事件方程式是光滑、连续且处处可微的（数学上是否严格如此，我并不确信，此处+}$以此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社会事件的特点，欢迎拍砖）。这个前提当然是不能满足的，因为没有人是上帝，更别提人人都是上帝。由于每个人认知和行为的差异，导致牵涉群体行为的事件其运行过程一定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是事件方程式不能存在解析解的逻辑基础。然而，这样的方程式，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我们是可以求出它的数值解的——虽然这也依赖相当多的条件。此外，如果事件延续足够长，我们也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其解的值域。也就是说，对结果可能出现的大致范围有充分的预计，从而能够对结果进行预先准备。 具体的例子今天就先不写了，点个大概：历史，易经术数，福报理论。 这种对未来的预测当然是不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是避免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良药。 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或者社会学问，与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后者注重过程和归纳，前者注重结果和预测。两者合在一起，堪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保持对应。当然，我们是凡人，受限于物理与生物条件，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将社会科学扩展到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备的地步。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倾向于将有限的精力放在对未来更有价值的“预测”上，并期待看到这门学问能够扎根大地，开枝散叶，并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