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专业上集中精力阅读有关创新经济的书目，重点搞清楚金融与科技创新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科技创新的经济效应，并将中国模式纳入理论体系，延伸关注半导体和量子产业技术发展，如有空闲，可以读一读李敖的书。一、专业书籍[ ]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阿吉翁[ ] 内生增长理论 阿吉翁[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熊彼特[ ] 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 ] 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 ]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温特[ ] 创新者的窘境 克里斯坦森[ ] 创新者的解答 克里斯坦森[ ] 美国金融史 马克汉姆[ ] 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 布莱恩[ ] 日本泡沫经济与美国次贷危机的比较 郑秀君[ ] 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张晓朴等 需补充：关于中国金融史及科技创新史方面的著作二、专业延伸[ ] 量子计算机与量子信息原理 Giuliano[ ] 人人可懂的量子计算 伯恩哈特[ ]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 O'Hallaran三、休闲[ ] 传统下的独白 李敖[ ] 为自由招魂 李敖[ ] 北京法源寺 李敖[ ] 李敖50年唯一自选集 李敖
《科技金融：历史、理论与现实》读书笔记
本书作者张晓晶（1969—），男，安徽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参与、主持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规划的研究与评估工作，主持中央财办重大委托课题及多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荣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内容摘要1.科技金融位列“五篇大文章”之首，足见其重要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首要的是服务好科技创新。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走在世界前列，科技金融则是亟待补齐的短板。2.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金融制度安排来帮助化解。可以说，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金融与科技创新产生了天然的联系，也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完美理由。3.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来看，在“科技”迈向“产业”的过程中，金融至少可以发挥风险管理、定价和融资等多个方面的作用。4.发展科技金融，就是通过对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作出系统性 、创新性的安排，为科技创新提供与其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具体原则包括：第一，坚持中国特色道路；第二，树立现代金融思维，基于对于科技创新”未来价值“的预期，来认识和推动科技金融活动；第三，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破除隐性担保、兜底幻觉和所有制其实，完善高水平的法治保障；第四，把握科技创新规律，新技术对生产率增长存在期初低估、期末高估的现象，大体呈现”J曲线“模式，要平滑前期投资不足与后期投资过度。5.推进科技金融体系建设需要从优化金融供给、创新体制机制、营造金融生态等多个方面入手。第一，优化金融供给，一是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二是建设多层次的科技金融体系，三是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第二，创新体制机制，一是创新信贷市场的风险缓释机制，二是畅通资本市场的流通机制，三是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机制。第三，营造金融生态，一是完善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二是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增强科技金融服务整体合力。本书架构第一章 科技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金融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第二节 科技金融发展生态的构建第三节 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第二章 科技金融发展的历史考察第一节 古代科技金融的供需主体分析第二节 古代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支持的具体表现：以宋代为例第三节 古代科技金融的风险防范与收益机制第四节 古代科技金融发展的借鉴意义第三章 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演进第一节 宏观政策框架第二节 科技部门第三节 货币政策部门第四节 金融监管部门第五节 财税部门第六节 小结第四章 科技金融需求第一节 基于不同板块的分析第二节 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的分析第五章 科技金融供给第一节 资本市场第二节 金融机构第三节 金融产品和服务第六章 科技金融发展的地方实践第一节 北京第二节 上海第三节 深圳第四节 杭州第五节 苏州第六节 青岛第七节 合肥第七章 科技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第一节 美国第二节 英国第三节 德国第四节 日本第五节 以色列第六节 启示与借鉴第八章 发展科技金融的着力点第一节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第二节 发挥银行业基础性支撑作用第三节 促进股权投资机构发展第四节 优化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第五节 以国有资本带动社会资本第六节 总结地方经验，构建地方政府竞争新模式主要参考文献基于本书的研究思考略。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读书笔记
引言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塑造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带动全球经贸紧密联系，供应链繁杂交错，交流日益密切。但这种增长是常态吗？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种现象仅仅是近200年左右才出现的，未来能持续多久仍未可知。究其根源，是因为科学发展带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及其后继者将其总结为创造性破坏，他们敏锐捕捉到了经济更新换代的源动力是创新——这当然不是否认劳动力、资本及其他要素的作用——而不断创新的经济生活又会逐渐取代旧有的体系，使经济社会如生物体一样不断新陈代谢。这又引申出几个重要的推论：第一点，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体到商业社会，“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所以将“创新”打引号，不仅是因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创新”需要更精准的定义，而且因为“创新”的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条件和产生的效果也需要进一步探究，只有将关于“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彻底理清，才能对经济前景的分析和预测、各种政策的制定有的放矢；第二点，正因为经济社会不断“创造性破坏”，所以其发展必然不可能是线性的，经济学发展到现在，无论采用何种增长模型，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线性思维，而想描绘真实的经济社会，很可能需要更复杂的非线性模型，正如20世纪之前人类对海洋环流的认识只是简单的大循环一样，只有在观测技术充分进步之后，人类才能对大中小各尺度的海水运动有深入的认识，建立起更贴合实际的复杂模型；第三点，基于西方学术界的政治正确，在各种著作中总会若有若无地将自由、产权这些概念与民主划等号，只要非西式民主的社会，就一定充满集权、腐败和低效，若说日本、新加坡等儒家文明内核但披上西式民主的国家仍被其作为正面例证，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走的道路总可以作为一个足够分量的反例对其进行还击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独特现象的研究多是从宣传角度进行的，真正能够从学术上阐述清楚中国在“创新、产权保护、自由氛围”等方面取得成就原因的研究，仍是空白。想回答以上问题，就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构筑经济理论，一种基于动态视野的系统性理论。如何构筑这样一套理论？别无他法，只有从现象入手，积累足够多的现实证据，然后从中提炼出逻辑通顺、自洽的理论模型。为此，我计划用今年1年时间梳理经济思想史、创新经济理论以及实践，并从金融学角度尝试总结这样一套理论模型。阅读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本书作者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赛丽娜·安托南（Celine Antonin）和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三位都是法国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菲利普·阿吉翁，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约尔格・扬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另外两位作者：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法兰西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有趣的是，虽然这本书是偶然选取作为首本著作进行阅读的，但百度百科上关于阿吉翁的人物评价：“他并非传统模式下长大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打破常规的‘富二代’，具有很强的生物进化思想的经济学人，他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先验地规定人的本性，不会像芝加哥学派无时无刻确认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像或旧或新的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为政府的各种管制、加税政策辩护，而是像一个相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经济学者。他研究的是增长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简直和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让我相信以他的著作为起点真是偶然中的必然。本书摘录本书共15章，从理论范式、实证方法展开，讨论了创造性破坏内涵的发展、定义及其与不平等、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绿色创新、福利、融资、全球化、政府等主题的关系，内容较为全面。具体如下：序这一研究发轫于我（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经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围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对？疫情危机刺激了事关重大的讨论：疫情过后，人类社会将变成怎样以及我们想要如何改变它。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居于讨论的核心。创造性破坏可以作为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增长杠杆，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仍构成挑战。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危机敲响了警钟，警示困扰世界各国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更深层问题：美国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体系失效，欧洲的创新体系活力不足，其他一些国家缺乏透明度或过分集权等。创新固然会制造破坏和混乱，但在过去200年中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第1章 新的范式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1.测算各国的财富。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最后，还有一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理论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其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GDP）的某个固定比例。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及其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市区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实证上，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4.创造性破坏：现实。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人均）专利数量来测算。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如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包含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增长。最后，我们可以用企业创造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这是研究企业与就业动态变化的文献最常采用的指标。一边是用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另一边是用新专利数量来测算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两个指标间存在正相关。事实上，（以单位员工专利数量测算的）创新密度随着（以员工数量测算的）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创新概率就越低。此外，与较大的企业相比，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影响更深远。相比墨西哥和印度，美国的工厂规模随工厂年限增长的变化更为迅速，这反映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其一是美国企业更容易找到支持增长必需的融资；其二是美国金融体系会选择业绩最好的企业，或者说最具增长潜力的企业。5.创造性破坏范式的启示：模仿与前沿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搞创新，让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某些国家因为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式增长和经济追赶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在初期实现了强劲增长，可是它们没有为转向创新经济而调整制度与政策。然而，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发达，距离技术前沿就越近，就越需要用前沿创新来取代技术追赶、充当增长发动机。罗默发展出了一种不包含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引领增长模型。See Paul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 no. 5（1990）:71 -102.对于从索洛模型到熊彼特模型的增长理论综述，可参考下列文献: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Elhanen Helpman, ed.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8）; Charles I. Jones, Introduction to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Norton, 1998）;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Growth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Modern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The Economics of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9）; and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d Peter Howitt,“What Do We Learn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515 -563（Amsterdam: Elsevier, 2014）.最新的熊彼特模型版本纳入了企业的动态作用；最早由Tor Jakob Klette与Samuel Kortum提出，参见Tor J. Klette and Samuel Kortum,“Innovating Firms and Aggregate Innov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2, no. 5（2004）:986 -1018;后续研究做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Ufuk Akcigit及其合作者的成果。第2章 起飞之谜1.长期序列数据的启示：安格斯·麦迪森。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人口状况呈现与GDP极为类似的变化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出生率很高，接近40‰，但死亡率也一直很高，接近38‰，因此人口增长缓慢。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到1000年仅增长了18%，而在1000—2000年却增长了23倍。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2.对起飞的技术因素解释。19世纪之前，由于土地是固定的生产要素，人口的任何增长都将自动导致人均GDP下降，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劳作。与此同时，人均GDP（即平均生活水平）的任何提升，例如由新发明或扩大贸易开放所致，都会带来人口的增加，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会鼓励家庭养育更多子女。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则会造成我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永远不能给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带来可持续增长，因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维持生存的水平。对于从农业生产转向制造业的一种类似解释是，当人口达到某个关键临界点时，就会出现农村人口大批脱离，把劳动力解放到制造业里去。总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依赖于一种临界点效应：人口临界点、需求临界点、投资临界点。第二种解释则基于两种效应的结合：人口对创新的规模效应，以及人口转型效应。规模效应是指，人口密度或数量增加会使所有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创新租金，所以人口对创新和增长具有正面效应。而转型效应简单地说，随着技术进步加速，人们必须通过更多的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是先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越多，以便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接下来，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将影响父母在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选择，促使他们倾向于养育数量更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代。起飞来自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相结合的观点遇到了经济史学家提出的若干实证挑战（Mokyr and Voth, 2010）。这些思考促使我们为起飞寻找纯技术之外的解释，即把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的解释。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基尔。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者弄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概括来说，包括知识和信息的高效船舶，国际竞争，以及财产权利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的发展。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1.浪潮的扩散为何存在迟滞？“索洛悖论”：在微处理器发明18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依旧疲软。又过了几年，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增长浪潮才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起势，并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上述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而次级创新需要时间，这个因素能帮助解释增长的迟滞。新通用技术带来的每个次级创新浪潮都对应着创新成果的激增，表现为特定时期的人均专利数量显著提高。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最终，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第4章 竞争的得失竞争似乎有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何种占据主导？更一般地讲，对于竞争与创新、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反思？解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楚如何测算竞争程度。1.对竞争的测算。大多数时候，企业所处的环境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为评估这种中间状态，实证研究者喜欢采用的竞争程度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在企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定义是：用1减去某企业的净利润与附加值之比。该指数越接近1，企业的垄断租金就越少，表明市场上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则对应该产业所有企业的勒纳指数的加权和。若干开创性研究都是采用勒纳指数来衡量竞争水平。但下文会介绍，如果用租金和勒纳指数测算竞争程度，理论与实证分析似乎存在矛盾：理论预测竞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实证结果却相反。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呢？竞争程度的第二种测算指标是新企业进入率或创造性破坏率，具体定义为企业或就业岗位的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平均数。该指标便于我们用来检验熊彼特范式，它预测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有正向关联。第三种测算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生产的集中度。集中度由产业中最大几家企业（以销售额或就业人数排序）在全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代表，该份额提高时，集中度随之上升。利用集中度指标测算竞争程度需要谨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误解。有些产业部门只有一家企业经营，但用勒纳指数测算仍极具竞争性。此类产业部门被称为“可竞争市场”，意指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进入成本不高，因此在位企业的任何涨价行动都将很快引来生产相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进入。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由此涉及第四种测算竞争程度的指标，即市场的“可竞争性”。可竞争性的计算方法是：当某个市场的在位企业把价格提高到“限定价格”之上时，引发新企业进入的概率。2.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谜题。竞争的加剧会制约创新乃至经济增长。最早期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确也预测，竞争对创新和增长会有负面影响。然而，实证研究显示，以勒纳指数测算的产业竞争程度与该产业的生产率增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也就是说，竞争加剧似乎伴随着更频繁的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重新思考基本的熊彼特模型，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源头：初始的熊彼特模型假设，只有新进入的企业开展创新，而在位企业完全不创新。可是在现实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它们对竞争有不同的反应。一类是靠近所在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接近该产业的最高水平。另一类是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远低于所在产业的最高水平。靠近前沿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技术前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为了超越竞争而更多地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会受到竞争的打击，后者与只有外来者开展创新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设想一致。3.三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竞争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另一个后果涉及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某个国家越靠近技术前沿，或者说整体生产率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竞争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事实上，一国越靠近世界技术前沿，该国内部靠近前沿的企业与远离前沿的企业之比例就越高。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所占的比例越高，在该国平均来说，“超越竞争”的创新效应就越能压倒打击创新的效应。所以，一国越靠近技术前沿，竞争加剧对其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即各国的发达程度越高，越应该采纳促进竞争的政策。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大型在位企业的反竞争态度。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竞争者的进入，还反对采纳意图强化竞争的公共政策。第二个推测涉及竞争与增长间的倒U形关系。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倒U形曲线。这一曲线是综合效应的结果，既包含竞争对靠近领先位置的“前沿”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包含对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的负面效应。在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竞争和创新数据的国家，倒U形关系都得到了证实。从直觉上看，该现象可以做如下理解。当初期竞争力度较弱时，我们位居图4.3中的左侧。在此情形下，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如果赶上，它们的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由此导致，当我们在某个时点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属于前沿企业。当初期竞争程度较强时，我们位居图4.3的右侧。高度的竞争将刺激前沿企业创新，以压倒竞争对手。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把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因此当我们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远远落后于前沿。所以当出发点的竞争较强时，加剧竞争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打击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推测为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互补关系。某种流于表面却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与专利制度（或者说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冲突。除了赞成或反对专利制度的分歧，以上两个派别却都认同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彼此冲突的观点：如果其中之一能促进创新，另一个必然妨碍创新。我们之前描述的更复杂的模型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这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角。该模型表明，竞争实际上可以与知识产权形成互补关系。相应来说，同时采纳这两种政策非常重要：一方面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维持竞争态势。资本主义需要奖励创新，同时也必须加以规制，以防止创新租金窒息竞争、妨碍未来的创新。4.美国的竞争与增长。多种指标显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在过去数十年来有所削弱。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在《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竞争与反垄断政策遭到削弱，并认为这与21世纪初以来的生产率增速下滑有关。首先他提到金融部门，认为技术进步并未降低客户的成本。菲利蓬将其归咎于缺乏竞争：新的进入者太少，创造性破坏率非常低，主要原因是在位企业通过密集的游说活动限制了新牌照的发放。第二个案例是医疗体系。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21世纪初以来持续提高后，在2014—2016年下降了，但美国家庭的医疗支出却居高不下。他的解释是，美国医疗产业的集中度自2000年以来提高，医院的市场支配力不断加强。医院集中度提高与保险产业的集中度加强有关。面对已成为准垄断机构的保险商，为维持谈判能力，医院也不得不合并。第三个案例是互联网巨头，如GAFAM（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和Microsoft），乃至更普遍的“超级明星”企业，但菲利蓬淡化了它们对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影响。对此有两点提示。首先，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竞争程度削弱。当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集中度也会提升。这样的创新让企业能以比对手低廉的成本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其次，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增加可能代表企业的利润普遍增加，也可能代表某种综合效应。后者意味着，高利润企业逐渐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虽然要明确美国的竞争在过去20年有所削弱比较困难，但其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下跌则毫无疑问。首先，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起下跌之前有过10年特别高速的增长期（1996—2005年），年增速接近3%。其次，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跌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的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高速增长期与产业集中度提升最快的时期（即1995—2000年）存在部分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并未伴随着创新与增长的减速。有理论认为，1990年之后竞争被削弱，这是自2005年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三个现实对此提出质疑。5.企业活力与补贴在位企业的成本。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在法国，即使最具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也难以超越某个规模，这让效率较低的企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得以生存下去。从长期看，这影响了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哪些因素在妨碍法国企业的成长？其中之一是创新企业缺乏融资渠道。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创新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法国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第二个因素是规制的影响，尤其是劳动领域的规制，当企业雇员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适用。这些规制会打击靠近临界点的企业的创新。对现有企业提供补贴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成本，而成本攀升会削弱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打击它们进入市场的决心。上述研究证实的再配置效应表明，任何补贴企业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对现有企业的影响，还要顾及目标产业的潜在进入者。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1.创新与不同类型的不平等。第一个观念认为，创新来自企业家的开创性活动，其动力是获取创新租金。租金大小取决于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项创新都使创新企业提升其产品品质，超越现有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创新者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创新还能使创新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这将进一步增加创新者的利润（相对于工资）及其收入。因此创造性破坏范式推测，创新会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越活跃，顶层1%群体在当地收入中的份额就越高。熊彼特增长理论背后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的创新会替代旧的技术，摧毁原先的创新者的租金。因此，第二个推测是，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源泉，特别是市场新人带来的创新。创新既会扩大顶层不平等，也会提升社会流动性，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难以仅凭逻辑去推断创新会如何影响基尼系数等更广义的不平等指标。因此，熊彼特范式第三个推测是，创新与广义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2.创新企业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杠杆。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正向关联不只源于新创新者对老创新者的取代。创新企业本身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潜在杠杆，因为它会培训和提升员工，特别是最缺乏技能的员工。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在戈登眼中，伟大创新（如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如今进入了创新收益急剧下降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增长率的持续下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已成为领先者或超级明星的企业会打击其他企业的创新。1.关于长期停滞的争论。1938年，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谈到，他相信美国注定会陷入疲弱增长状态，并将此命名为“长期停滞”。相比萨默斯和戈登，莫克尔与熊彼特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看法更为乐观，至少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善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还持久并显著地提高了思想创意的生产技术。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相伴的全球化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收益，同时通过竞争效应加重了不创新的潜在损失。但为什么创新的加速没有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上？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和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第二种解释强调信贷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并因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度宽松货币政策而加剧。根据这种说法，信贷条件放松使低效率企业在市场上苟活，因而妨碍了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例如，国际清算银行于201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1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僵尸企业占比从1990年的1%提高至2015年的12%。那么信贷条件真的有所放松吗？请注意，企业为获得融资，必须负担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贷款成本与无风险利率成本都无可争议地下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更甚。然而，风险溢价却在上升。结果导致，企业必须负担的总资本成本在过去20~30年里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本章以下部分将考察另外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与罗伯特·戈登的观点类似，认为新思想的发现将变得愈发困难。第二种解释认为，我们不能准确测算增长率，而且这些测算并未反映创新的真实贡献。第三种解释强调，这轮新技术浪潮（信息与数字技术）催生的超级明星企业如今正在妨碍后起的创新企业进入。本章的分析表明，虽然莫克尔对未来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的乐观看法言之有理，但戈登的悲观主义也反映了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对必要的制度变革的阻碍。尤其是，如果竞争政策不考虑创新议题，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有可能束缚创新与增长，而非发挥促进作用。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与积累型和模仿型增长相比，创新驱动型增长依靠哪些不同的杠杆？1.技术追赶与中等收入陷阱。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促进落后国家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模仿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措施是提高管理技能。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1.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美国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在1840年后持续下降，制造业的份额在1950年之前上升，然后下跌，服务业的份额则持续提升，并且在1950年之后开始加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出现的这种结构性变革即库兹涅茨事实。广义上来说，库兹涅茨根据对国民产出及其组成的传统测算的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经验规律后来被称作“库兹涅茨事实”。上述所列的结构变革即第三事实。“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在这些相继发生的典型变化中，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劳动与资本在GDP中的占比）却在长时期里保持了惊人的稳定。1961年，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事实，其中包括：从长期看，资本回报率、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均基本保持稳定。若不能对此成功给出解释，则关于收入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的任何学说恐怕都难以令人满意。如何理解产业结构的这些变化？2.对库兹涅茨事实的解释。从需求侧看，消费者享受到“收入效应”：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收入比重会下降。从供给侧看，则有“替代效应”的作用：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比服务的生产成本下降更快。由于企业把成本节约反映到价格下调上，农产品和制造品的价格降幅就比服务更多，由此也导致居民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放在服务上。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也叫鲍莫尔病（Baumol Cost Disease）。两种供给增长率不同的产品A和B（假定供给增长A>B），即使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相对价格在上涨。对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言，农业、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较多，而服务业生产率难以出现同等进步（软件业除外），因为文化、休闲、房产、教育等活动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由此，居民用于产品消费的比例减少，而用于服务消费的比例增加。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病”。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将两者结合，可知由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逐渐下降，导致居民购买力提升，可以在保持产品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将更多收入用于更多品类的产品消费以及服务消费。对一个国家而言，将该效应加总，即可知必然发生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变化。3.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的统一。为何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还能保持稳定？第一种解释以市场规模和定向技术革新作为基础，第二种解释再次用到了鲍莫尔定律。市场规模与定向技术革新。当某个市场的规模扩张时，企业发现为响应需求的增加，把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将有利可图。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婴儿潮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世代的受教育程度比之前群体更高，短期看，技能劳动力过度丰沛导致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70年代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然而技能溢价从80年代早期开始又急速扩大，这是为什么？阿西莫格鲁认为，技能劳动力供给在1970年突然增加使这个群体使用的机器的市场规模扩大，继而提高了此类机器的创新租金，由此使创新更多转向改善技能劳动力使用的机器的品质，然后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由此导致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在80年代重新扩大。（简言之，供给增加导致市场偏好向该方向增加，即技术扩散的中间阶段。）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解放了劳动力，同时推动工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意味着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因为劳动成为生产中不那么必需的投入要素。然而，上述效应被定向创新效应抵消了。由于产品部门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降低，这导致面向新服务的创新的租金提高：此类服务的生产更多依赖劳动，所以工资降低使新服务活动的利润增加，结果催生了更多面向新服务的创新。（使用劳动力的服务市场增加，产生针对劳动力的市场规模偏向效应）。基于鲍莫尔定律的解释。假定存在以下事实，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即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生产过程仍然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在发挥作用。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扩展，资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导致资本的收入份额持续扩大，属于数量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而劳动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总是有一部分投入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并且所有投入品对消费品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因此，劳动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总是在持续上升。这是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属于价格效应。在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作用下，尽管自动化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依旧可以维持稳定。4.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有两个相反的例子供参考。其一是加纳与韩国。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298美元。看起来韩国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取得了成功，理由如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其二是印度。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未必。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第10章 创新的背后（创新的影响因素）创新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遇成为创新者。其次，创新并不等于在某个给定时刻投资于研发活动，然后就能以给定概率在将来收获成果。创新是包含若干阶段的整体过程。第一阶段通常是基础研究，即研发中“研”的部分。接下来是应用研究和开发阶段，即研发中“发”的部分。1.谁会成为发明家？根据本节的讨论需要，我们把发明家定义为在其一生中至少能获得一项专利的人。根据美国1996-2012的一项数据表明，子女在一生中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比率随父母收入百分位呈J形曲线，即当父母的收入较低时，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很低，而且随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多少提升。相反，如果进入收入分配的较高部分，特别是最高的20%，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迅速上升。美国、芬兰的数据均证明存在该模式。为何？首先，父母的收入对个人能力有初始影响：遗传差异，表现在从事创新类职业的天赋和愿望上。此外，收入较高的父母还能帮助子女克服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图10.2展示了个人在一生中做出发明的概率（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家的数量）与他的自身能力（横轴表示标准化的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三角形曲线代表父母收入属于最高的20%群体的子女，圆点形曲线代表其他父母群体的子女。对这两种情形而言，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与自身能力的关系均呈现J形曲线。即是说，能力一般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较低，能力突出的则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图中最右侧部分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则说明，对于有类似极高天赋的子女而言，如果父母的收入状况很好，他们做出创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这种差距在能力普通的子女中间则并不突出。总之，该图证实了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显示父母收入状况对于天赋出众的孩子取得成功也非常关键。我们可以推测，有多种影响创新的社会壁垒。首先有财务壁垒，父母收入有限会使子女在追求学业时面临不利条件。其次有知识壁垒，较富裕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知识传授给子女。最后还有文化和志向的壁垒，子女会受父母期许的目标以及父母自身职业选择的影响。教育政策与研发补贴之间的互补性。个人在先进知识的获得、科研职业的吸引力以及智能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现实直接影响增长政策的选择。当政府预算较为紧缺的时候，它应该把大多数资源投入教育，以使创新引领型增长最大化。相反，如果预算资源更为充足，最优创新政策应该把公共教育投资与研发补贴结合起来，不至于为后者而牺牲前者。只有当足够数量有天赋之人达到知识前沿，并可以决定是否从事科研职业的时候，公共研发补贴才能对创新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2.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在现实中，创新不只是基于过去的创新，还更主要地依靠基础研究，后者并不遵循企业研发的逻辑和激励。学术界与独立实验室的研究者往往比企业中同等水平的研究人员待遇更低。那为什么本可以在企业获得更高待遇的人会选择大学的职位呢？此疑问可以用一个词回答：学术自由。这是在薪酬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为什么我们既需要基础研究，又需要应用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主要在以学术自由为规则的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和商业创新主要在企业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基础研究的发现，例如发现一个新定律、一个新分子式或一种新的细菌。这称为阶段0，从事基础研究。之后，基于这个理念或初始发现，将有第二个发现来完成创新进程，并产生市场化的产品，例如某种疫苗或新药。这称为阶段1，从事应用研究。每个阶段都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未必都能得到预期结果。尤其是，如果阶段0的基础研究未取得成功，则不会有后来的阶段1。基础研究尤其具有不确定性，依靠试错推进：研究者在探索新领域时，并不清楚可能有何种具体应用。允许研究者自由选择研究策略具有双重优势：其一是信息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的学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为取得最大成功概率应该如何前进、选择哪条路径以及放弃哪些方向；其二是财务优势，为换取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通常接受比企业研究人员更低的薪酬。如果在研究进程的所有阶段（包括那些并不带来更加实用的可市场化的研究）都按私人部门的水平支付薪酬，无疑会过分昂贵。最后还有第三个优势：研究人员之间的开放思想交流。基础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之间的自由交流，以及每位研究者都能在开展项目时自由地参考同行在过去获得的成果。基础研究人员并不总能预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条研究道路（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解决它们同样关键），可是对阶段1的应用研究而言，前进的方向却较为清晰。企业必须防范创新被窃夺的风险。越是靠近市场化的创新，此类风险越突出。而自由的这种双重损失则依靠比学术界更高的薪酬来弥补。假定每一步研究进展和每一个新定理都以专利形式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每一位应用研究者都必须为参与阶段0的所有基础研究者支付专利费，为此要承担巨大的财务和行政成本，因而可能严重制约阶段1的工作开展。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公地悲剧”，意指公共品的产权过于碎片化，以至于妨碍了潜在的创新。这个范式的另一个启示是，最具突破性的商业创新更容易出现在更自由的制度环境中。3.私人企业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现实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这一区分并不如模型所示的那般鲜明。首先，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应用性或偏向基础性的大量研究。其次，在给予研究者充分自由的大学与完全指挥其行动的企业之间，还有些企业允许研究人员有部分自主权，例如谷歌公司。最后，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也经常有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基础，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应用。一家企业内部经营的产业部门数量越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越多。对此的基本解释是，基础研究要为多个产业的应用研究发挥阶段0的作用，而应用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特定产业。这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础研究促进了创新的多样性。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虽然今天的发明家相比工业化时代初期更容易找到投资，却极少有国家能产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最具颠覆性的项目往往是由新加入者推进的。首先，在位企业要推广自己过去的创新制造的产品，不希望它们被新的创新挤出市场，或者说，这些企业不打算取代自身。其次，现有创新者和企业会受过去行为的影响，这就是路径依赖特征，在大型企业尤其根深蒂固。1.为革命性新观念提供融资。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作为创新杠杆的作用，大学通过确保学术自由和开放性而促进基础研究，但资金对基础研究同样关键。基础研究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政府研究机构。美国的例子表明，大学提供的资金与研究者从政府研究机构获得的额外资金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联。在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资金不够充裕的情况下，“颠覆性”研究者可以向私人企业寻求帮助。企业或许会限制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使之聚焦于自身的商业目标。还有，企业可能把研究者调离创新研究路径。多任务代理人理论预测，企业或投资人通常会鼓励研究者选择开发性而非探索性研究，因为前者的回报更容易预测，风险更小。从现实看，我们能如何鼓励探索性研究？在企业内部，一种选择是确保代理人的报酬与岗位不受企业短期业绩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文将介绍，这是机构投资者要做的事情，也是破产法的目标。对于企业之外的科学家，以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Medical Institute, HHMI）为例，它是美国学术性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私人资金来源。该机构的一个项目名为“研究员计划”（Investigator Program），挑选有能力做出基础性发现的年轻科学家，以拓展生物医学研究的前沿。与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国立卫生研究院不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注重选人，而非支持具体的项目。另外，其他机构对项目的资金支持仅有三年，而HHMI对大多数入选研究者提供至少五年的资助。这一资助策略的效果如何？首先，已经有超过20位该项目的研究员荣获了诺贝尔奖。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提供资助前，实线与虚线非常靠近，控制组的科学家的表现可以同接受资助者媲美。不过从接受资助开始，两条曲线出现分化，测算显示接受资助者的发表率相比同等的未受资助者平均提高了39%。2.给颠覆性企业融资：风险资本的角色。为什么初创企业是利用风险资本融资的最常见的机构类型？一种理论认为，公司金融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收益如何在所有者与投资人之间分配。另一种公司金融理论更强调控制权，不同融资安排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如何在各方之间分配控制权，而非如何分配企业的收益。考虑三种融资安排，第一种，发行有投票权的股份，这可以视为迫使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合同，让投资人能够实施企业家本来不会做出的决策，例如在遭遇财务困境时关闭企业。第二种，发行无投票权的股份，让企业家在不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情况下获得融资。投资人通常会拒绝此类合同，特别是如果企业家没有个人资金或有形资产（设备、建筑和土地等）的时候，因为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时不能获得补偿。第三种，债务融资，双方之间达成或然形式的控制权安排。风险资本是一种多阶段融资合同。首先，此类合同给予投资人较大比例的企业收益，以及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但在后续的各个阶段，风险投资人会逐渐把控制权交还给企业家。根据14家风险投资人对11家美国企业的213笔投资的信息，卡普兰与斯特罗姆贝格证实了上述理论。他们首先指出，当企业财务业绩良好时，风险投资人会接受削减股息与投票权，而当业绩欠佳时，则要求提高投票权。其次，风险投资人如果看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的指标，尤其是当企业积累起足够数量的满意客户时，会放弃投票权。风险资本融资集中在新企业：受风险投资支持的美国企业有42%是在招募雇员的第一年接受融资，15%是在招募第一位雇员之前获得首笔融资。类似的是，风险资本主要面向在初创年份中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实线）与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类似企业（虚线）在就业人数（图12.6a）与创新活动（图12.6b）上的不同表现。这一事实反映了风险资本选拔有较高创新和增长潜力的企业的眼光，以及为此类企业提供指导的能力。美国与法国的对比。基兹莱恩·凯塔尼（Ghizlane Kettani）从美国与法国风险投资人的特征入手，分析了两国风险资本活动的主要差异。在美国，典型的风险投资人最初是接受风险投资支持的创新企业家，其成功捷径是通过上市卖掉企业。利用上市获得的收益，这些人自己成为风险投资人。法国的风险投资人大多是金融专业人士，过去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并没有必要的实际创业经历或技术背景为初创企业提供建议。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法国的风险投资人仅给年轻的创新企业投入了3.53亿欧元，而美国的金额高达45亿欧元。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比法国发达得多。最后，机构投资者在美国的作用远甚于法国，特别是养老基金举足轻重，这些机构投资者也参与风险资本融资。3.大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当这些企业变得足够成熟，可以到股市挂牌后，谁又来接班？美国出现了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的现象：它们在公开上市企业的所有权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9.4%提高到2005年的61%。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有正向关联。对此应当如何解释？企业经理人希望展示其能力，以确保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并提高其声誉。能力的第一个指标是经理人所在企业的业绩。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获得经理人能力的信息。如果信息是积极的，即机构投资者发现经理人确实有能力，则可以使其免受创新风险的影响。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的财务利益越大，就越会保护经理人免受创新项目失败的打击，从而愈加强化经理人启动颠覆性项目的激励。这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机构投资者股权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的正向联系。阿吉翁等人分析了Compustat数据库中包含的803家美国上市公司在1991—1999年的信息，美国专利商标局关于这些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信息，以及Compact Disclosure数据库中包含的机构投资者在这些企业持有的股份比例的信息。发现如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比例对企业专利的数量和质量有积极影响。另外，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度会强化这一积极效应。图12.7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的创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竞争增加了项目创新失败可能使企业面临的损失，加剧了创新伴随的风险，也就是模仿与创造性破坏的风险。恰恰是在项目遭遇失败时，机构投资者能提供保护，使经理人不至于失去工作和声誉。对于面临更激烈竞争的企业经理人而言，这种保护显得尤为珍贵。即当经理人有其他机制提供保护时，机构投资者对创新的影响会减弱，例如在恶意并购受到更严格监管的美国各州。这里的逻辑是：此类监管形成了对机构投资者保护的替代机制。最后，职业发展理论预测，机构投资者会减轻经理人在企业业绩不佳时丢掉工作的风险，数据表明确实如此。总体上与我们的初始假说相反，机构投资者促进了上市企业的创新，因为它们保护了经理人免受与创新有关的潜在职业风险的冲击。4.企业创新与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税收激励是个合理的考虑。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可以采取税收抵扣（tax deduction）形式，降低应税收入，这是英国采用的机制。也可以采取法国的免税额度（tax credit）的办法。英国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始于2000年，最初仅针对中小企业，2002年被扩展到大企业。不过，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力度依然更大：截至2007年，雇员人数不足250人、资产少于4 3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5 000万欧元的企业仍得到比大企业更优惠的研发支出税收抵扣待遇。2008年，英国对该体制加以改革，放松了中小企业的资质门槛：目前的税收优惠办法对雇员人数不足500人、资产少于8 6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1亿欧元的企业适用。图12.8描述了2009—2011年企业平均年度研发支出同企业规模（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企业年度研发支出同资产额有正向联系，表明资产较多的大企业能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可是，在8 600万欧元的资质门槛上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对于刚好低于门槛值的企业（能得到更大的税收优惠），平均研发支出要多于刚好高于门槛值的企业。企业在2009—2013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变化与研发支出类似，我们再次观察到非连续性：在门槛值前后，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都随着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而增加，但在门槛值处却出现显著下跌。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税收研发激励体制尤其面向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更活跃（以每千名员工获得的专利数计算），这一政策选择就是合理的。此外，中小企业产生的创新更为激进、更有影响力。不过，英国体制的这个优点并没有被其他发达国家借鉴，包括法国在内。2018年，法国对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率很高，但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幅度基本相同（均为43%）。英国的这一补贴比率总体上更低，但中小企业受益幅度（27%）明显高于大企业（11%）。在法国，获得免税额度的资质门槛不是根据企业规模而是根据研发支出金额设定的:1亿欧元以内的研发支出可获得30%的补贴，超出部分则为5%。不过很少有企业的研发支出能超过1亿欧元，于是几乎所有开展研发的企业都获得了30%的补贴。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即使没有对研发的税收补贴，研发支出超过1亿欧元的特大型企业也会在研发上做非常大笔的投资。也就是说，门槛内的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对这些大企业而言纯粹属于意外收获，对它们的研发投资决策并无实际影响。然而在2014年，100家最大的法国企业在全部研发税收补贴中的占比却达到34%。为使研发税收补贴不那么向大企业倾斜，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模仿英国体制，针对企业规模设立门槛。另一种较中庸的解决方案是设立边际补贴比例，随企业研发密度（其定义为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之比）的提升而增加。由于投资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金融业可能出现投资热潮，图12. A显示了股票上市发行金额与GDP比率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力的引进出现了投资高潮，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同样如此。投资者之间为避免错过好项目开展的激烈竞争使他们放松了对项目质量的审查，纷纷投入没有前途的项目。因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结果使他们犯下更多的第二类错误。这种倾向可以解释与通用技术创新相伴的金融泡沫现象，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即是典型。公司创新融资的第二个低效率根源是，企业可能陷入金融市场预期的陷阱，放弃自身目标。由于经理人希望向金融市场展示自己的能力，他可能倾向于按照金融市场的期望去行动。如果金融市场把销售增长作为企业成功的指标，经理人就会集中精力扩大销售，而忽略生产的改进。而如果金融市场认为企业在追求增长战略，他们就会更加看重增长指标。这一双向反馈过程会构成恶性循环，导致企业重心永远不能从扩张转向生产精益化，并最终走到触发系统性危机的境地。第13章 应对全球化1.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对创新的影响。中国进口冲击对创新有何影响？对此的初步回答可以参考近期的一项研究，关于中国进口与创新（用专利测算）之间的关系。图13.3描述了1975—2007年专利申请数量以及1990—2007年中国总进口的变化。在1991—2001年间，中国进口的增加伴随着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对此图的一个直观感受或许认为，中国进口促进了创新。不过更细致地看，中国进口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出现加速，而美国的专利申请却在此时点后开始减少。当某个产业部门的中国进口渗透率上升时，美国该产业中的企业创新力下降。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工业企业创新力的负面影响该如何解释？一个自然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压缩了美国企业的利润水平，使它们的投资激励和投资能力下降，尤其是对创新的投资。上述研究则指出，某个产业的中国进口渗透率提高不仅会打击美国企业的总收益，还会削弱其研发投资。2.出口与创新。增长理论认为，打开新的出口渠道能促进创新。原因何在？一是因为市场规模效应，如果企业能把产品出口到新的国家，其市场规模将扩大，创新租金也会提高，创新产品能卖到更广阔的地方，强化对创新的激励。第二个因素是，在更广阔市场上经营的企业将面临其他同行的更激烈竞争。如前文所述，竞争会促进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因此，打入新的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创新，尤其是对靠近技术前沿的最具生产效率的企业。3.移民与创新引领型增长。除产品外，全球化还促进了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在技术领先的国家之间。根据1880—1920年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居住满10年及以上的欧洲移民产生的创新，要多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以及更近期抵达的欧洲移民。上述学者提出的一个自然解释是，这些移民在美国永久扎根下来以后，能够把他们在母国形成的创意付诸实践，推出创新成果。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素质个人组成的人群的多样性也能促进创新。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可以把互补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融合起来，从而深化思想认识。事实表明，多样化的高技能移民对迁入国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有积极影响，表明移民的多样性促进了创新。第14章 投资性政府与保障性政府在自由放任经济中，自行其是的经济行为人（无论个人或企业）通常会对知识和创新投资不足。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对未来创新的正外部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投资型政府为促进知识和创新经济而投资。同理可证，自由放任经济往往会导致不平等恶化，社会流动性下降，并忽略创造性破坏（尤其是失业）对健康与福利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保障型政府，帮助人们防范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伴随的风险。1.战争威胁与投资型政府。如果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则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中国古代的皇帝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威，非常符合韦伯定义的国家政府的功能。然而，这样的权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首先，大多数国民缺乏教育；其次，没有权力分立来保证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自由；再次，缺乏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当时也没有创造性破坏，因为那样的社会必须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势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对当权者构成挑战。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工业起飞。国家竞争对政府的作用和组织的演化也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军事竞争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财政能力和投资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公共教育的发展就完全不属于自发性质，在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的出现都来自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推动。产业政策是各国促进创新引领型增长的又一类工具。可以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它是美国国防部里负责军事应用创新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的成功历史说明，有效实施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而非制约创新。这个机构至今依然存在，其模式已被各方做了细致研究。在国防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和市场化的转化较为困难。从图14.2能看到，技术进步沿着S形曲线发展。曲线的开端代表某个理念的出现，此时投入的开发努力并不多，因为努力的回报较低。曲线的中部对应起飞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有所提高，使技术的进展加快。在最后的成熟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递减，技术的进展随之减速。由于初始阶段需要很大的努力，为引起DARPA的关注和资金投入，必须把未来开发产生的社会收益考虑进来。所以，得到该机构支持的项目有三个特征：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目标部署研究工作；存在协调问题，在没有公共干预时难以开展大规模融资和测试。DARPA模式尤其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自上而下方式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结合。在自上而下方面，美国国防部出资支持项目，挑选项目负责人，并提供3~5年的聘用期。在自下而上方面，来自学术界、私人企业或投资方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有全面的解释和管理权，可以在初创企业、大学实验室和大型工业企业之间自由组建合作关系，并在招募合作者方面享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一科学发展模式让美国能够在太空竞赛中稳步赶超苏联。如今，DARPA年度预算超过30亿美元，资助项目超过100个。该机构在若干有高度社会价值的高风险项目的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包括初期名为阿帕网（Arpanet，因为当时DARPA被更名为ARPA）的互联网，及GPS等。2.保障型政府的兴起。“俾斯麦模式”被广泛视为福利国家的首个榜样，由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建立，基本设想是让劳动者缴纳保险基金，以帮助他们防范与疾病、工伤事故、衰老和残疾有关的各类风险。二战的冲击也帮助法国建立了真正的福利国家制度，成为新政府的国家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为改善经济状况，法国引入了计划控制、国有化和公共干预。在此背景下，1945年10月4日和19日颁布法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法国社会保障体制是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混合，在历史上则是植根于保险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后，面对自由市场精神的强势回归，福利国家制度仍能够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如今，福利国家历史上最新出现的弹性保障体制似乎是较为合理的工具，既能让创造性破坏变得更为人道，又能鼓励人们继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但即使有这些改进，它是否足以保护人们免遭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风险？若干理由表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更多事情。首先，个人不断更换岗位、在职业生涯中革新自己的能力有限。例如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21世纪的21个教训》中提出，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导致工作更换频率与技能过时速度加快。他认为，这样的双重加速表明应该给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以满足在某个生命阶段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不管人们如何度过这段时光。此类理由让部分经济学家同行提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观念。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最优方式，目前已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之一是给所有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无论穷人或富人，年轻人还是老人。问题在于，这一机制从财政和税收角度看成本可能太高。另一个建议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2年首倡，对低于某个收入和资产门槛的人实行负税收。还有一个建议是，给每个年轻国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积分点”，可以用来支付教育、住房和职场初期的某些开销。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政府的行动更多取决于约束权力的制度保障，而非行使权力的具体人物的个性。本章将集中讨论限制政府行政部门同私人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制衡机制，这种勾结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妨碍创造性破坏过程以及新企业进入市场。1.政府对创造性破坏的妨碍：威尼斯的案例。威尼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推行开放贸易，实现了巨大的繁荣，但从14世纪初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与衰落。在初期阶段，开放贸易得到了三个重大制度创新的支持，得以约束作为共和国政府首脑的总督（doge）的权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于1172年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组织：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由贵族代表和由提名委员会每年更新的100名成员共同组成，形成了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之后几十年中，大议会利用其权力逐步通过另外两个制度创新来制约总督。其一是设立就职宣誓制度，为担任职务，总督必须当众宣誓服从大议会设定的所有限制规范。其二是另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要求总督在做任何重大决策前必须同该委员会协商。这些制度创新促进了独立的法官、处理合同与破产的新法规以及首个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类名为“联合会”的合同安排，它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身。这种合同为远途贸易服务，而贸易是威尼斯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联合会合同类似于我们在第12章介绍的投资人与创新者之间的协议，给远途贸易提供了融资的可能，此类业务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商品、船只等），成功概率较低但回报极为丰厚。该制度还给通常出身贫民背景的威尼斯行商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能够加入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可以同贵族一起参与政府事务。这样的过程伴随着更多的创造性破坏：每出现新一波通过联合会制度致富的行商，都会削弱属于之前精英群体的利润份额和政治权势。反对行动不久也随之出现。1286年，大议会规定，父亲和祖父不曾担任大议会成员的新候选人将不会被自动接纳。1297年，大议会又投票决定，在过去四年曾服务于大议会的成员将自动连任。这种制度倒退被称为“封闭”（Serrata），随即造成经济倒退。首先，联合会制度被限于威尼斯最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才能采用。其次在1314年，贸易活动被部分国有化，对希望从事商业的上进者课以重税。从1297年实施封闭制度开始，普通人参与的联合会合同的数量和占比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大议会中分配给寡头们的平均席位数开始增加，在1339—1342年达到高位。于是，贸易被贵族们垄断，由此导致了威尼斯经济的衰败，其人口数量在1400—1800年持续减少。2.创新需要民主制度。为什么民主制度对技术前沿的创新至关重要？最关键之处在于，在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较小，政权更难被腐蚀。随着腐败的减少，创新将会增加。我们能否由此推论出，促进创新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在第14章里我们看到，创新需要政府有能力征收税赋、开展投资、帮助人们防范风险，并实施逆周期财政政策。如何能把这些要求同行政权力的制衡协调起来？评价1.题外。本书框架思想是针对我关于经济研究内容论述中第4部分演化研究相关的研究素材，其主旨在于探讨创新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我相信以目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水平，尚不足以对经济体真实变化过程进行充分刻画，因此亟待构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应当建立在对真实世界的充分观察和描绘上，而不应以某些不证自明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作为前提。该理论体系应当具有清晰的边界和内在逻辑，包括微观主体的性质，宏观主体的性质，主体间互动的内在逻辑以及宏观图景。理想情况下，该理论体系能够自洽地描述和解释经济体各个层面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并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能够有限度地预测未来经济变化过程的某些环节或状态。而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容忍适度降低理论的某些解释力，但对自成一脉的现象、原因及其发展过程应当具有深刻的洞察。2.现实世界中相关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几点观察。第一，经济增长的视野。它不应是某种线性或对数线性变化的东西，正如书中提到，在过去能够追溯的数千年间，人均GDP增长几乎为0，而只有从1820年至今的200年间，人均GDP才开始显著超越于0，即使在今天，也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美国的科技七姐妹独领互联网时代风骚，欧洲、日本在互联网时代集体失语，中国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众多但同样重要领域的后发先至，更别提非洲、南美面临的长期混乱，这显然并非传统线性经济模型能够刻画的现象。但如果切换到演化视角，这一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即科技创新的涌现导致了所有这些经济现象，因为美国首先抓住了互联网的崛起，导致它在竞争中取得了先发优势，美国的龙头企业逐渐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其他地区的互联网生态。关于欧洲、日本、中国在这一行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说法，欧洲、日本的“自由民主”体制应该更能促进创新，但结果却是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表现出了更野蛮的创新能力，甚至能够后来居上，在某些方面反压美国一头。关于这一点的驳斥，放在后面再讨论，指出这个现象，只是为了说明传统经济学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在演化理论中，类似于互联网产业在整个经济中从萌芽到蓬勃壮大再到对整个经济体乃至国际竞争中产生系统性影响的现象有一个贴切的描述，叫做“涌现”。即它是系统自发随机产生的，但是其发扬光大又受到系统内其他因素显著影响。例如，互联网公司虽然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在21世纪初，全世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关的公司，但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文化乃至市场条件的差异，有些地方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了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系统性重要变量，有些地方的互联网公司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是一个复杂理论（演化理论）的术语，如何将其恰当的移植到经济学环境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二，经济增长的动态。如果说“涌现”描述了经济增长内在的原生动力，属于经济层面的“无意识”，那么从个人、企业、产业、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经济博弈则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意识”。目前尚不知道在演化理论中如何精确的刻画这一过程，但我想将其结果粗略描述为“混沌”应该没有问题。简单来说，经济主体间的博弈，无论宏观、微观，其遵循的逻辑本身是简单的，例如企业间就是关于市场份额的竞争，谁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就取得竞争的胜利。这种竞争即使上升到产业、地区以及国际层面，虽然背后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了，但观察这一过程的最终状态仍是清晰而简明的。一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的市场份额增加了，它就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国家间的竞争也是如此。这里之所以用市场份额，而没有用到价格、产值等变量，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经济的货币系统导致这一过程更为复杂，可能会对观察形成干扰，另一方面是无论使用其他哪种变量，最终仍会反应在市场份额上。这就带来两点结论，一是竞争过程是“混沌”的，即竞争遵循的逻辑是简单的，即描述竞争的函数f是简单的，但其过程乃至结果可能是复杂而牵一发动全身的，即初始x的微小扰动可能导致y出现剧烈的变化。以最近40年间国际经济竞争的结果来说是明显的，本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始条件是相似的，且都显著优于中国，但今天，美国显著拉开和欧日间的经济差距，而本来落后的中国则反而跃升至第二位，并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仍具有相当的潜力，这符合演化模型中竞争过程的“混沌”特征。二是各个层次间的经济竞争存在“自相似性”，这个用经济过程来描述似乎不太直观，但打个比方，雪花是六角形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其每个角，每一个角的细节构成仍类似于整体的六角形结构，如果不断放大观察精度，则会看到这种相似的六角形结构能够不断在更小的视野上重复下去。关于这种自相似性，以股市为例就很容易观察到，股市的K线图如果不断放大缩小其观察级别，很容易看到各个层级的K线走势都符合类似的规律。以此类推，我认为如果仔细观察，在经济过程中也会观察到类似的“自相似性”，并且这种“自相似性”可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底层规律。关于这两个结论，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第三，经济主体的性质。传统经济学中对于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如企业和国家。当然，这两种不同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无疑有显著区别。正如生物学中单独细胞和生物整体的特征显然是不同的。但以生物学的某种观点来看，在演化过程中生物体细胞间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虽然导致不同细胞出现了功能形态的分化，但以整体观点来看，这些细胞形成的集合（即生物体）在功能上与单细胞生物虽然复杂程度上有别，但根本性质仍然是类似的。以上文所提到的“自相似性”特征来看，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也没有本质区别。以这种观点来进行经济研究，好处是能够对研究对象间的根本特征有更深入的把握，坏处则是容易聚焦共性而忽略个性差异。所幸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做了足够的铺垫。本书当然在经济主体的性质这一话题上较少涉及，我们目前所能仰赖的也还是“理性人假设”“经济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等老生常谈的东西。当然要承认，做出这些假定对于抓住其核心特质进行深入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但如我前面所述，对经济世界的观察、经济理论的构建，基于事实而非预设性的提炼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济主体性质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第四，经济环境的描述。这部分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中其他并非直接但又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制度、文化等。书中对这些因素有许多探讨，如不平等、税收、中等收入陷阱、健康与幸福、全球化、政府的作用等。这在理论构建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对理解现实仍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将这部分理解为一个系统的外生约束。但在演化理论本身看来，所谓的“外生”也是之前演化过程在当前时间的状态，是一种综合了历史“内生”的“外生”。因此，这部分虽然放在最后，但也是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3.启示。可以看到，以熊彼特式的创新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较传统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我理想中一个好的经济理论所要包括的要素中，本书对其大部分都有所涉及。虽然讨论的深入程度和视野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但这种转变是最难能可贵的。未来研究中，需要着重讨论的部分包括，一是基于现实的观察，二是数学工具的选取和应用，三是理论模型的设定和校准，最后是以现实世界进行的验证和预测能力的检验。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概述继《中国政治二千年》后，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了解现代政治生活主旋律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毕竟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总是以一定的社会现实为依托，而这种社会现实最核心、最根本的依据来自政治气候对社会的塑造。以此，阅读各个领袖的传记及亲笔作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虽不敢说对政治生活的认识能让我站在领导视野上通览社会发展全貌，但增进此方面了解不至于对社会发展潮流产生重大误判还是可以实现的。关于作品选择，我想以建国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任期内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传记、文稿及其本人作品为主。关于毛泽东包括《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传（1949-1976）》、《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关于邓小平有选择《邓小平时代》；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有《胡耀邦传》和《赵紫阳传》；关于江泽民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江泽民文选》；关于胡锦涛有《胡锦涛文选》、《胡锦涛传》；关于习近平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按历史进程，自然应当选择围绕毛泽东执政各个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作品来作为阅读的开端。然而，毕竟毛泽东所处时代与当今较为久远，我对很多问题缺乏直观认识，因此，恐难以把握。故选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所著之《邓小平时代》，作为入门读本。该书以美国人视角对邓小平生平及执政各时期的政策制订、推行为主线，行文流畅，犹如读一本小说一样让人酣畅淋漓。本书作者傅高义（Ezra Efeivel Vogel，1930-2020），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在1992-2015年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义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主要作品包括《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亚洲四小龙》（1991）、《邓小平时代》（2011）、《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作品。作者主要身份是一名学者，其写作《邓小平时代》初衷是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视野。在写作过程中，傅访问了党史专家、学者、前官员等人群，并研究了邓小平年谱、文选、其他文件等档案资料，因而整体内容非常充实，以至某些地方略显繁冗而不够主题鲜明。但作者也在大陆版序中提到，“我知道，对外国人来说，要理解中国之事种种细微之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其书中客观事实的描述和主观评论，也要有所分辨。本书摘录本书共六个部分23章，即第一部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他在1926年8月12日（21岁）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邓小平）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他总是把重要任务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邓小平）他得承担起实际责任。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顶之路 1969-1977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邓小平）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第3章 整顿，1974-1975······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着眼长远，在1975年底也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准选拔新干部。这在当时（1975年）必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好打大仗。·······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中共领导人在全国推行新方案时，经常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第4章 向前看，19751975年6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一人死于非命。······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科学院有106个下属研究单位，科研人员24714人。到1975年时只剩下13个研究所、两个研究室和2000多名人员，其中有1800名干部或科研人员，200名后勤人员。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几周之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位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制定十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有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入新的活力。······1975年8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起草了恢复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142号令”。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第5章 靠边站，1976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第6章 复出，1977-1978······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一出问题，上面又会发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他急切地要在4年（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但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华国锋）他承认，是“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邓小平）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第三部分：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他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5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谷牧）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回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政府的规章制度，一边外国企业来华经营。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火哦的那个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还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地伤疤，他建议进一步研究此事。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做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回迅速收紧控制。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1979年3月30日）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到1969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在1978年，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假如苏联继续扩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将导致苏联和越南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认为，在这些基地强大起来之前，亟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邓小平对越南决定入侵柬埔寨做出的反应，鲜明地展示了邓小平时代很多变化的发生过程。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处理。当邓小平看到苏联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威胁时，他决定为中国的军事反应做出准备；后来当中国军队的能力被证明有严重问题时，他又专注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思考如何对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时，邓小平认识到他迫切需要东南亚邻国的合作，于是他安排出访这些国家，以便加强同它们的关系。但是到那里之后他又认识到，为了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必须逐渐停止中国对当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励华人对其居住国的忠诚。为了对付苏联和越南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是为了给实现四化寻求支持，邓小平还将要寻求深化中国与两个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大国的关系，这两个大国便是日本和美国。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现代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在邓访日期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由于中美两国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立刻转向了他对两国建交最期待的领域：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科学。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真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邓小平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做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在与内阁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在与行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了解冻中国在美资产和美国在华资产的协议。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邓小平说，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要选拔和培养干部。······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1978-1989第13章 邓小平的统治术邓小平从未提出国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又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言行要有权威性捍卫党的地位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牢牢掌握军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做事果敢推进、巩固、再推进加强团结，减少分期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研究和营造”气氛“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实验，1979-19841979年······有人向（邓小平）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题，因此在20公里长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察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听过汇报后说，用经常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边境这边的人们的生活。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须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际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的人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用的智慧。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哦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地区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1984年5月4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宣布把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以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到1981年，邓小平······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此做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的干部们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1980年）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作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当时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加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1985年，······，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着急转嫁，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吉米·托宾······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月份烟酒价格放开，导致物价猛涨了200%以上。······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保障。·······民众的情绪强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中共领导人一旦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而鼓动起民族主义情感，就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选择背叛民众被激发起的这种情绪，邓小平也不能例外。《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并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签署）。该协议对美国售台武器做出限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各基础文件。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他们还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确保精简后的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和叶帅要为每个军事单位选定一个领导班子，让他们致力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军事院校是提升训练的核心······邓小平也同样认识到有效的军事现代化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识基础······同时，对臃肿落后的军队进行裁员仍是头等大事。在消除军队的臃肿问题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在1975年着手启动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程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不堪一击······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和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1984年之后，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一类冲突。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11个减为7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词批评······他职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做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3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第五部分：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第20章 北京：1989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使很多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打败于天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叫到一起，让他们增强决心，团结一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的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假如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邓小平南行地第一站是武汉······邓小平只在站台上停留了20分钟······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5月底，党中央引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四号文件······（江泽民）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行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 | :--: | :--: | :--: | :--: | :--: ||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 9.2 | 14.2 | 13.5 | 12.6 | 10.5 || 消费价格指数/% | 3.4 | 6.4 | 14.7 | 24.1 | 17.1 |第六部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第23章 转型的中国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党的集体领导现代的精英治国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乱象丛生的社会读后感有些感想是在读本书过程中产生的，有些感想之前已经萦绕脑中，借写这篇读后感的机会加以记述。政治1.权力的第一诉求是维系权力。之前看影视作品、历史书时隐约得出这一结论，即任一政权获得权力以后行事逻辑的核心就是维系权力。因此，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很容易演变成政治选秀：上台前尽力高呼一些民众喜闻乐见的口号以获得选票，而罔顾这些口号有多少切实可行的成分。待到上台后，则便宜行事，不能实现的主张大可通过转移注意力使民众遗忘。这一过程中，不排除其中有些口号其实在提出的时候就明知其不可能实行，只是单纯为拉选举而对选民进行的情绪按摩，但也确实存在上台之后就把承诺抛诸脑后的行径。在我国，这一结论依然有效。最明显的一个反例是，李自成入关时喊的口号是“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作为在野势力，这一口号对于千百年来缺衣少食的农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合时宜的。但是当他掌握权力后，只通过践行这个口号是没办法实现有效治理的，他依然要通过官僚、地主阶级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掌权后的李自成继续坚持剿灭士绅迎合农民的策略无疑于自废权力，最终导致其覆灭。而成功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我党历来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建国以后无论经历何种风波，最终实现政权平稳交接。2.权力更迭只受最高层的一个或几个人影响。这一点主要是想对比中西政治生活的差异。欧美选举政治，其最高权力者大体上是在各个党派内部推举产生，所涉及的不过是数百人的小圈子。但实际上，起真正影响力的可能只是其中关键几个人。当然，其中也可能会产生异数，如懂王之类，甚至强悍者可能自立门户成立新的党派参加竞选搏得大权。我国由于只有唯一执政党，首先就限制了核心参政人选。从建国以来的历程来看，最高领导人对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随时间在逐渐淡化。虽然在某些时期，权力松紧会有变化，但总体上仍然由个人主导向小圈子集体领导方向过渡。至于未来权力是向更大范围内拓展，还是更加集中，目前仍有待观察。3.权力之争是殊死搏斗。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本性有过深刻描绘：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甚至不介意把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你。然而，这世上有远比资本更加暴力的事物。吕不韦曾问父亲，“贩卖珠玉，可获利几倍？”，“百倍”，再问，“立一国之君，可获利几倍？”，“无数倍”。历史上充斥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各种残酷斗争和杀戮，是因为这些人本性贪婪吗？不，是因为权位所带来的奖励过于丰厚，以至于无数人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乃至整个家族卷入其中。甚至于只要在其中心，即使你什么也不做，权力也会找上门来。今天的政治文明固然不至于公然以命相搏，但因其酿成的悲剧依然充盈史册。外交和国防1.上兵伐谋。我国曾有一个时期同时和美苏断交，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做出这种决定需要多么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到邓小平上台主政时，我国又经历了从亲苏向亲美的转变。这些大的战略转向往往伴随着我国核心利益的改变。如果说独立自主时期，我国主要的外交诉求是保持独立，那么从亲苏到亲美，则是分别经历了重工业化和全面工业化的国家发展导向转变。转向时期的核心事件无疑是中美建交，而围绕中美建交，有两件对比鲜明的事件尤为值得关注：一是坚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二是为实现中美建交对台湾问题的妥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特点是刚中带柔，为了阻断苏联和越南从两个方向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邓小平决定出手教训越南。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处理手法是首先获取周边国家的谅解，避免引发更大的舆论冲突，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越南，克敌制胜，然后保存胜利果实。这一场战争奠定了南部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为今日南方经济繁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今时今日乌克兰战争相比，高下立判。对美建交的特点则是柔中带刚，我们总体上积极响应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快速推进各项建交事宜，但同时又坚持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虽然最终未能阻止美国对台军售，将台湾问题的解决又推后了，但以当时的国情国力，很难再有更优的选择。综合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是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并且围绕目标有所取舍，扬长避短，争取自己的利益。及至今天，我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已有长足进步，这一时期国家的外交目标、政策和手段也有相应变化，值得进一步仔细研究。2.国防策略服务于外交目标。书中对国防策略的部分描述非常精彩，颠覆了我以前浅薄的二极管思维。总体而言，我国国防策略遵循一种非常务实的路线。当面对苏联威胁时，国家主动进行三线建设，把工业内迁，然后着重发展拦截导弹。而当苏联威胁解除后，邓小平推行的是精兵战略，裁撤军队数量，增强科技发展和兵种训练。在武器发展路线上，我国也是首先发展满足防卫需求且性价比较高的导弹，然后再拓展至其他重型装备。今天我国军费总量和占比依然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值得赞扬。经济1.经济发展潜力是有限的。试想一个经济系统，如果不加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则最终每个人实现潜在最大产出，经济实现预期均衡。在农业社会，这个预期均衡几乎只和人口数量有关。所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最看重的就是人口和土地数量，因为这些要素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当人口逐渐超过土地承载力，再加上人为分配失衡或天灾，将导致部分人口难以生存，爆发暴动或战争，已有财富被大量摧毁，从而陷入萧条时期。萧条过后，生产再次自发恢复，并逐渐达到预期均衡，并开始新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从繁荣到崩溃之间有一段漫长的稳定期，类似恒纪元，而从崩溃到下一次生产恢复之间，则类似于乱纪元。恒纪元的前期，外在条件平稳，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只是漫长稳定时期的前奏，是一种非稳态，每个经济体在经历过萧条后都会经历这样一段繁荣，但无一例外不能维持永久繁荣。2.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其效应一是提高经济体发展上限，二是能够促使经济体更快经历繁荣到达稳定。这两点都很好理解，对于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蒸汽机等各类机器的发明极大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使人们能够将更多自然资源转化为对人有益的经济资源，从而大幅提升人均占有的实际财富，以后的历次工业革命均实现了类似效果；其次，生产效率提升使经济实现预期均衡的时间大幅缩短，人手工制作全社会所需的衣服远不如机器生产得快，以此类推，全社会各行各业随着生产力提高所达到均衡的时间也将逐渐缩短。3.市场是直接推动力。现代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是金融加速器，即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体系，它的第一种效应是在科技层面以外，实现社会预期均衡的加速。自此，一种产品的推广和扩大不需要再依靠缓慢的资本积累，而能够通过银行借贷和股市融资快速实现规模扩张，从而加速实现预期均衡。由于这种预期均衡并非直观，因此生产过剩的情况大大增加了，这直接重塑了整个现代贸易体系——它极大增加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并推进了世界一体化进程。这又催生了金融加速器的第二种效应，推动国家向外寻求财富。间或有些时期、有些国家对外发动战争，劫掠物资和人口，但传统国家主流仍是以内部积累财富为主，贸易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日渐发达，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通过过量生产，海外贸易实现双管齐下的财富积累。其原理也好理解，即使不论有意的价格剥削，只依靠自己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充其量也只能让经济体伸展腰肢，只有海外财富的净流入，才能让其蹦上天。4.经济结构宜保持均衡。不应忽略经济社会的两点：第一，长期来看，科技进步是小概率事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并没有足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进步的科技革命发生。以当代为例，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技进步根源于19世纪末的科学理论进步，诸如生物遗传、原子物理、电磁学、信息论等，由此诞生了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行业的飞速进步，可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应用逐渐推广，近年来鲜有能够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新行业诞生，甚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快将要达到当前科技水平下的经济预期均衡，经济循环的力量又将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第二，实体财富（即一产和二产产品）是基本财富，服务业财富以及虚拟财富是从属财富。首先，从整个经济系统来看，我们创造的所有财富最终要体现于其使用价值，因此货币和其他虚拟财富只是符号化的财富，暂时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不能替代实际财富的使用价值。其次，物质和服务都是有使用价值的，没有高效的服务，对物质的利用效率会降低，但没有充足的物质，服务将消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导致今天即使其以数十倍于俄罗斯的财富总量也不能通过金融封锁彻底打垮后者即是例证。如果科技能够永远进步，经济体当然可以把所有资源都投入科技进步并通过盘踞在产业链最高端来保持国际地位。但现实经济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而我们依然要对财富性质有充分理解，并保持均衡的经济结构。邓时代的幸运在于遇上了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并把握了科技和市场对生产力的释放，最终在其退休后的三十年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更幸运的是我国领导人历来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即使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没有放弃保持基本的结构均衡。随着三期叠加的结束，未来我国经济注定无法再现前三十年的辉煌。前路漫漫，唯有上下戮力同心，才能在世界经济之潮中直挂云帆。社会1.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重于泰山，不要对抗时代潮流。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千年沧桑，早已习惯了浮浮沉沉。往好处说，是老练、圆滑，往坏处说，则是冷漠、盲从。个人在面对社会浩劫的时候，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头百姓，难逃其中。保持本心，尤为困难。对此，最现实的做法是，不逢迎，不逃避，保存实力，保持善心。文化1.文化边界是随时调整的，其底线是不能威胁权力。我国文字狱的传统由来已久，对于何种程度的言论和作品能够达到威胁权力的程度，没有一致的标准，甚至有些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多数时候，秉持正心，即或偶尔触线，并没有致命的威胁。有两种情形值得警惕，一是社会风气严重恶化，因言获罪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大行其道，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管好嘴，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二是偶尔触线或因言获罪后内心不平，变本加厉，逐渐偏离本心，为喷而喷，最终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认清问题本源，调整心态，避免成为愤青。除了文章，音乐、影视、舞蹈甚至游戏等其他文化产品都存在此类情形，一言以敝之，提防无心之过，杜绝有意之失。2.思想解放带来文化解放、科技解放。广义而论，科技探索也算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文化活动之中。当思想禁锢之时，科技、思想、文化都不大可能出现重大进步。以其根源论之，科学之发展起源于哲学思想的演进。与西方相比，我国思想界历来更强调相对性，强调实用性，强调从众，强调中庸，其优势自不必多言，而其劣势在汉以后近两千年中越发明显——我们越来越少为世界贡献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更缺少穷究事物本源的精神和意志。纵使近几十年来，这一倾向已有所扭转，但千年积弊，总难以一朝清除。当代中国对世界科学原创性贡献的恐怕只有杨振宁一人，更别提他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做出主要贡献。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开辟了某个全新的领域，不如说是为已有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我们的企业家，更擅长的是从一到无穷的修缮，而不是从零到一的拓荒。我们的艺术家，长于演绎，而疏于创造。我们的思想家，我们有思想家吗？我当然不相信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们都能做出杰出的贡献。但历史的积弊仍需要对思想的解放和更长期努力的积累才能打破。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
《论中国》及《世界秩序》读后感概述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从西方学者视角对中国领导人和当代社会做出的观察，那么《论中国》就是西方政客（当然，也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当今社会的全面考察。特别是考虑到本书作者基辛格博士亲身经历中美建交至今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并对毛泽东至今的所有领导人都有过接触，更增添了本书的参考价值。本书与《邓小平时代》个人传记的写作方法有所不同，首先从一个西方人视角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独特性进行描述，并根据其中总结出的特征与当代政治生活现实进行比对，从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因而，本书视野相对《邓小平时代》更加宏观，对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对比也更让人印象深刻。本书作者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菲尔特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躲避希特勒迫害举家迁移到纽约市，并于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他1946-1954年间在哈佛大学就读，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开始在政治学部的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对国际形势的研讨会，并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外交问题评议会，逐步于1968年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顾问，并于1973-1977年成为美国国务卿。对于中国人来说，1971年基辛格两度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新篇章，成为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也因此常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基辛格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建树颇丰，曾深度参与美国对苏联、东亚、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的外交政策。2022年5月26日，俄乌战争期间，基辛格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冲突将对欧洲稳定产生可怕的长期后果，理想情况下，俄乌战争分界线应该恢复到开战时的原状，意味着应该承认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统观基辛格的观点，整体上他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倾向于保持世界各国维持均势，并能够抛弃意识形态异见，从现实出发维护美国利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然熟悉并易于裂解他主张的出发点，但抛弃意识形态的政策也令他招致左派人士的抨击。基辛格不仅常年活跃于政坛，一生也著述颇丰。其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被其导师——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大师艾里奥特——评为最优。由于其论文长达377页，导致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制未来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着重评述了欧洲古典均势学说，并奠定了其现实主义学派思想基础。基辛格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复兴的世界》（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烦的伙伴关系：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1965）、《白宫岁月》（1979）、《纪录在案》（1981）、《动乱年代》（1982）、《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世界秩序》（2015）等。可以看出，《论中国》和《世界秩序》成书于基辛格晚年，是其毕生思想的结晶，也代表了其对当今世界最深刻的认识。《论中国》第一部分 中国的特色及近代以前历史本书可读性最强的一点是作者并非以零碎的外交事件为切入点将读者引入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舞台，而是首先着眼于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总结出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然后再结合近代宏阔的历史进程作为现代各种事件的背景光谱，从而无论读者是否熟悉中国文化，都能了解本书叙述的视角。作者在本书开篇即抓住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一是统一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二是文化绵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究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这两点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光荣孤立”的文化意识，即“中国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由此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其说存在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这种文化上的自尊自大由国家封闭所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习惯性地以中国传统观念评判任何事情。这一特点在国际交往上的体现就是，中国可以做到公正但无法做到平等。作者以英国与中国的交往历史举例，自18世纪晚期及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作为当时西方文明鼎盛时期的代表在寻求与中国进行外交、贸易等方面的交流时始终吃瘪，英国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与中国官方就外交问题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磋商，其所有精力都用于适应中国自居“天朝上国”的繁文缛节之中，最终不得不以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作者也认为英国寻求在中国自由进行鸦片贸易是“可耻的”）。即便如此，自鸦片战争直至清朝灭亡，西方列强也无法扭转中国“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位，由此导致了外交上一系列鸡同鸭讲的事故。作者发现，即使处于颓势的清廷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对谋略的妥善使用使中国免于如印度或其他殖民地一样遭受“更大的灾难”，“从均势的角度看，考虑到（中西）双方力量的客观事实，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家存活下来。然而，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欺侮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挑动在华蛮夷互相争斗。负责办理洋务的官员分别在各城市以利相诱，有意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分赃，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任何一国独霸中国”。其实，仔细想来这一思路固然有点“阿Q”意味，但确实是当时局面下以最小代价以弱胜强的范例，与中国在强盛时期分化四邻的思路一脉相承。但必须要注意，这一方针能够实现，一是有赖于我国人民坚强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二是中国的体量足够大以有适当的操作空间。第二部分 新中国成立与毛泽东时代全书着墨最多的是与中国建交的这段历史。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作者对建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回顾，并亲身参与到与中国秘密建交的历史进程中来。作者首先对毛泽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1949年，从农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它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泽东······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把它引领上了一条使社会急遽动荡的航程。直到这段痛苦艰难的时期结束，中国才得以逐步地成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是硕果仅存的（除古巴、朝鲜和越南之外）仍保持社会政治结构安然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大同”，这是一种混杂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模糊的愿景，而并非是某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其目标是“破除古老腐朽文化的遗产以使中国重新焕发青春”，“要像原子一样将旧秩序彻底打破，同时动员人民爆发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手段却“不可避免地依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包括治理方法上带有地一些封建色彩，把治国等同于德化教育”。作者认为毛泽东在外交上虽然秉持“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当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可以不愠不火，从长计议；他采取的战略是利用国内和国际秩序中的“矛盾”，类似于中国传统智慧中的“空城计”，是一种性质为“进攻性威慑”的心理战。例如，面对美苏等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得泰然自若，公开宣称“不惧怕核威胁，不怕牺牲”，并成功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作者认为毛泽东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论来源于中国传统典籍而非马克思主义，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再加上其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琢磨不透他的战略动机，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与其真实实力不相符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作者仔细分析了毛泽东时期标志性的三大外交事件及其背后的战略和战术考量——朝鲜战争、与美苏对抗（严格来说与美苏对抗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整体的对外策略，包含了两次台海危机、中苏分裂、对印反击战等一系列事件，而非单一事件，为叙述方便简称如此）、与美国建交。朝鲜战争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赴苏联出访不欢而散，金正日在苏联默许下准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朝鲜方面的考虑是美国不会允许共产党连续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韩国、台湾），因此迫切想在中国出兵台湾前完成战争。同时，中苏朝三方均判断美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半岛，甚至按照作者的说法，美国自己都未能就是否出兵朝鲜达成一致（书中原文为“美国国内关于关于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唯一的证据是美国并没有制定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只是单纯宣布美国参战是为了抗击“侵略”。对此，我个人表示无法理解，或许美国此举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但为此不远万里卷入另一个大国家门口的战争而没有任何实际利益，难道美国当时真是“人傻钱多”？此后的越战大约也有类似的性质，在论及作者认为的美国外交政策规则时再作评论）。此时，苏联认为一个统一的朝鲜有助于满足苏联远东海军的需要，因此表示支持，但又暗中怂恿金日成去找毛泽东寻求援助。由此，如果美国插手，则中国受到的威胁就会增加，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而如果中国对美国参战，也同样需要苏联的援助，如果中国不参战，朝鲜将倒向苏联，一箭三雕！斯大林以及任何研究军事的人大概都不会想到，以中国当时刚打完内战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境况竟然敢和拥有大量现代武器装备和原子弹的美军对战。作者认为，这场战争体现了毛泽东“进攻性威慑”与西方“威慑”的区别，西方理念认为先发制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而毛泽东认为先发制人主要的目的并非军事胜利，而是为了改变双方心理平衡——让对方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可能面对的巨大损失，从而造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当然，威慑能够成立也有先决条件，如果此次出兵失败或者成本过高难以接受，就不能实现预期效果。作者为此总结了中国战略的3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内部也经过了仔细分析和长期讨论，在战略、外交、军事方面都进行了充分准备，最终做出出兵的决定。事实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收获了预期的效果，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此后保持了70多年的和平状态。与美苏对抗发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首先是毛泽东借第一次台海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同时，他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挑战。这一次，毛泽东又没有选择传统的战略方针——寻求共同利益，而是反其道，对美苏之间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根据常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更加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至少在美国方面如此——朝鲜战争结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标志着美国国内秩序回归“正常”。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台湾问题在美国的干扰下依然悬而未决——美国及其同盟不时提出承认“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支持台湾政府为“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席位。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而国民党开始向金门、马祖增派部队并运送军事装备（事实上，金门、马祖及其他一些小岛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离台湾却非常远，解放军在1949年曾对金门发动过进攻，但没能夺下该岛），毛泽东下令对金门、马祖发动大规模炮战。第一波炮击杀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以试探美国的反应。美国重新将3艘航母组成的战斗群部署在台湾海峡附近，并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无意参与两岸的军事斗争，而中国也禁止部队攻击美军。中美双方在政治层面宣称军事对抗，但实际上更像一种心理战，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里。之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直到1955年3月美国宣布准备使用核武器，周恩来总理随后称中国愿意同美国和谈，并于一周后停止炮战，终结此次危机。从随后各方态度以及毛泽东自己的解释来看，中国敢于在完全没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引发此次台海危机的目的主要有：第一，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通过威胁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使大陆保持随时让台湾不得安宁的能力，并防止出现“两个中国”；第二，将苏联引入战局，由于中苏当时还是盟友，一旦台海开战，苏联有义务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而苏联被迫为了对自己毫无战略利益的小岛卷入核战争的风险，或者被迫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以减轻战略压力。由此，又加深了中苏之间的隔阂。从意识形态上看，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宣称要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相处”，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号召社会主义国家要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历史上看，俄国侵占了中国大量领土，斯大林在二战期间以牺牲中共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作交易，且斯大林和毛泽东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从现实问题上看，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东亚，苏联试图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但毛泽东无意放弃战略自主权。最终，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失败后，双方走向决裂。中国抓住此次访问机会，于三周后再次炮轰金门，开启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此次炮击依然是有节制的试探，一方面绑架了苏联，让世界以为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一方面为了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是对美英部队进入黎巴嫩的反应，最后则是与苏联的竞争，宣示了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保持了警醒。一个月后，美国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承诺“保卫”台湾，但并不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进攻台湾，中国也就坡下驴，宣布中国是为了把中美会谈恢复到大使级，美国做出正面回应，危机结束。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中国以远弱于美苏的情况下自选时机完成了整场危机的导演，并取得宣传上的重大胜利，再次利用了美苏间的矛盾实现了战略目的。与美苏对抗体现了毛泽东利用“矛盾”的战略思想。三国局面，通常的思路是正面联合一国以对抗另一国，毛泽东却反行其道，以两国的嫌隙去挑战其中一国。考虑到中国是最弱国的身份，能够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左右逢源而不落下风，也是一种实力。但站在今日来看，该战略固然能保证中国不至于落败，却并不能帮助中国取胜，毕竟综合国力的差距依然是致命的问题。其后10年，中国先是开始了“大跃进”，随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国内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外交事务几近停滞。60年代中期，中国内部陷入动荡，面对苏联方面的战略压力，中国虽然依然打着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旗号，但事实上逐渐软化了对美国的态度，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但美国当时正忙于越战，无暇顾及中国态度上的微妙转变。而对美国，决策层发现越南战争数年不仅战争无法取胜，甚至还反映除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因此在尼克松上台时，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军，为向世界表明美国仍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以向美国公众表明，美国依然是世界领袖。由此，有了基辛格团队秘密访华并促成中美建交的历史桥段。有意思的是，面对中美恢复关系，中方在毛泽东做出评估后即可毫无压力地采取行动，而美方则由于受到政府内部制度、民众和世界各国压力不得不秘密行事。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除了基于利益作为外交目的之外，还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弘扬美国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即使有些时候这些价值观不能为美国带来实际利益，甚至可能有损利益。朝鲜战争是一个例子，越南战争是另一个例子，“尼克松提出即使在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也还要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声称这样做符合双方利益”，但实际上，对中国而言，美国的行为是一种殖民压迫的表现。中美建交体现了现实主义色彩，虽然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冲突，但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双方选择了携手合作。在中国方面，与美国合作的现实基础是对抗苏联，为此毛泽东可以提出“一条线”构想来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工具，即凡是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同时为避免自主性上受到制约，中国选择与美国接触，但并不愿将其作为正式义务。第三部分 邓小平时代与苏联解体作者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靠个人积极性和坚韧不拔来实现现代化，对邓的印象是”言语辛辣、单刀直入，偶尔犀利反讽，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的问题“。从作者视野来看，美国方面并未意识到在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交接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完成的。一个例子是，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作者提到”我们的情报有误，他的复出并不是为了减轻周恩来的负担，而是奉命取代周恩来“。另一个例子是作者认为华国锋”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我们想不到他的消逝会像他蹿升一样突然“。而关于邓小平的上台，书中写到”从官僚政治的意义上讲，邓小平当时（1977年）的地位可谓十分不利······邓小平在政界和军界的职务虽得以恢复，但凭他的正式官位怎么说都还是华国锋的部属······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这与《邓小平时代》中的相关记述遥相呼应。在《邓》书中，邓小平当时刻意避免造成公开分裂以引起外界形成中国政局不稳的印象，并在逐渐在党内获得多数支持，并取代了华国锋。这既可以套用孙子兵法”兵不厌诈，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的理论来说明，也可以用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的真实例子加以佐证。当然，此处的”诈“并非战略欺骗，而应理解为我们一贯团结对外的传统。在描述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目的时，作者写到”华盛顿抵制越南统制印度支那是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观——国家有自决权——也是因为它认为共产主义阴谋称霸全球“，反映出至少在作者眼中，美国制定政策时，不仅从利益角度出发，也从”价值观“上做出考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谈到1979年越南形势时，美国认为出于国家利益有必要防止越南统一印度支那地区，但不应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来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政府抵抗越南入侵，因为从人权角度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屠杀了大量当地人。作者认为，”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又比如1989年，中美刚因互相配合挫败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而关系尤为亲密，但当六四事件发生时，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立即成了专制国家的代名词，整个中美政经关系受到美国各政治党派的巨大压力，布什总统”不得不向北京领导人表达愤怒“，国会对北京实行惩罚措施，并将释放当时因言获罪的方励之作为缓和两国关系的前提。以实际利益而言，在以上问题中，美国大可不必甚至不应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看待美国的行为：是承认其以推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采取的不当行为，还是掩盖在普世价值旗帜下的霸凌行径？作者提到了邓小平退休时留下的24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并怀着敬意揣摩这是对当时工作的具体指导，还是作为长久留存的箴言。这种揣摩当然是典型的西方式的疑问——对任何问题要做清晰明确的区分，无论是时间上、方式上还是对象上，而中国人当然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更加抽象的指导原则，是针对当时的”势“而作出的训诫。”势“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范围可大可小，总体而言是对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的指导，只要”势“不变，采取的策略就不应改变，而只要”势“发生变化，策略当然也要及时调整。第四部分 中美的合作与分歧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部分简略提及，当然和其已经离开政坛中心有关。这一部分的描写略显乏味，因为少了前几十年间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留下的各种精彩局面，作者带着局外人的面具观察了中国后继的两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蔼而精明，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胡锦涛在中国崛起为大国后维持了中国的和谐繁荣。无论哪个时期，美中关系都成为全球重中之重。作者在这一时期关心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究竟是走向对抗争霸还是和平共存，他希望或者认为中美之间最佳的选择是和平共存，最后一节的标题”走向太平洋共同体“反应了这种期望，但同时也认为只有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才能突破眼前的桎梏，带领中美两国走向光明的未来，而这条道路无疑困难重重。《世界秩序》由于时间紧张，我已没有精力通篇阅读《世界秩序》这本书。简言之，作者认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来源于对各国应该遵守何种世界秩序无法达成共识，甚至于”世界秩序“一词本身也并非一种客观事实，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而只有不同区域间各自的世界观和”局部秩序“。若想将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团结起来，就需要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为此，理想的世界秩序应该既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又拥有维护和平的秩序框架。该书探讨了世界上一些地区的秩序理念及其对近代演变产生的影响，简介如下第一部分 欧洲均势体系1618年，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皇位传承问题，此前该帝国一直信奉天主教，而波西米亚贵族却主动将皇位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引发整个中欧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各天主教大国和新教大国派出使节在威斯特伐利亚两个小城会聚谈判，签署了《明斯特和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威斯特伐利亚的两座城市）。“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欧洲天下一统或信仰一统的局面，各种政治势力、宗教势力杂糅于此，不断分化组合，又随时转换，但始终没有一方能占据绝对上风，最终不得不通过和约达成妥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并确保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信仰自己的宗教而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由此成为欧洲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此外，各国为避免欧洲大陆上再次爆发全面战争，在和约中制定了“国际关系”体系原则，包括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常任代表，召开会议磋商外交问题等。这一体系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仅就各国间的外交方式做出程序性的规范，因而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外交模式。当然，在欧洲范围内，这一均势逐渐衍生出一种价值导向的内涵，即各国不仅实质上维持着实力上的均势，还应当尽力维护一种均势的局面。在20世纪以前，这种均势包含了两重含义：英国主导维持的欧洲总体均势，以及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作者也承认，均势体系至少受到两方面挑战：一是某大国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二是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导致其他大国采取措施，直到形成新的均势。现实中，这两方面挑战的实例不难寻找，法国大革命即是前者的代表，而俄罗斯和德国的崛起即是后者的样本。如果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类比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克己复礼，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那么19世纪后的欧洲则可视为战国时代，法俄德诸国陆续崛起，毫不掩饰自己试图一统欧洲的野心，但均未能成功。其中，法国和俄国均偏居一隅，地理位置较好，也拥有如拿破仑和叶卡捷琳娜一样开疆拓土的雄主：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在天降猛人拿破仑掌权后，一度席卷欧洲大陆，直到进攻俄国时由于战线拉得过长，最终败于一场消耗战，此后法国本有机会退缩并保存实力，但拿破仑拒绝了这一可能性并最终被囚禁；俄国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上一直积贫积弱，直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才逐渐崛起为欧陆上的强国，在击败拿破仑后一路反攻到巴黎，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天真地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宗教信仰的“神圣同盟”，最终止步于维也纳会议上形成的又一个“均势”体系。此两人，一个缺少从长计议的战略耐心，一个缺少扎根现实的务实精神，导致近代欧洲丧失了两次统一的机会。德国克服了上述两国的劣势，诞生了铁血宰相俾斯麦，既能以现实的眼光认识到只有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才是最高准则，又能够逐步实现其政治理想——统一德国，力压欧洲。但德国自有其劣势，其地理位置类似于魏国一样位于四战之地，因而也不得不寻求同盟以防四面树敌。他曾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事实果真如此吗？很难讲。欧洲诸国之间的“联盟”导致一战爆发时各国不情不愿地卷入了这场未预期的战争，本来是为了规避战争建立的均势同盟导致了更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而战后凡尔赛和约致力于通过国联来约束各国间争端的尝试也逐渐沦为笑柄——事实上，寄望于仅靠“仲裁”和法律而非武力来约束各国的行为，特别是大国的行为，无疑于与虎谋皮——这种软弱的约束在面对崛起的德国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爆发了二战。欧洲史上，法德纷争构成了近300年欧洲战争的根源，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德国被分而治之。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竞争既为欧洲融合增加了动力，同时再也没有20世纪以前诸国自由争霸而不受世界其他力量干扰的局面了。因此，欧洲统一之路漫漫，其前景如何，现在谁也无法断言。第二部分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按照作者的描述，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为理解这种秩序，有必要简述它的发展历程。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发起并组织的。阿拉伯半岛上当时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却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类似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其东西两方分布着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信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在几个世纪里冲突不断，并在7世纪初暂时休战，实现了短暂的和平。而伊斯兰教就在两个帝国和两种宗教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起来，先是整合了阿拉伯半岛，随后又在两个方向上不断扩张，取代了原来的宗教和政权。伊斯兰教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自有其独特之处。伊斯兰教正如早期基督教一样，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它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平等，规定信徒须每日多次祷告，从而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扩张性，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变成一种本能。穆斯林在征途上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相同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所有被伊斯兰教政府的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由哈里发统治。而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就是不断进攻征伐之地，把这些地区纳入伊斯兰之家，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这一具有普世体系的战略被称为“圣战”。伊斯兰体系也允许第三种状态存在，即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社会维持暂时的和平，以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一旦其力量充分发展，最终目标仍是要将整个世界变为伊斯兰教。随着历史演变，伊斯兰教也出现了教义和政治势力上的分化。根据对权力传承的不同理解，伊斯兰教逐渐分化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今天，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诸国信奉逊尼派，该派在穆斯林世界居主导地位，人数最多、流传最广。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土耳其等国信奉什叶派。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双方也有一定的互动。鉴于伊斯兰教诞生地中东地缘复杂，宗教势力杂糅，又缺乏强力的政治势力，其意识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扩张目前遇到相当困难。当然，作者认为伊斯兰目前正在走向世界社会和政治舞台的中央，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之春”正是一场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但据我观察，无论是在政治、科技、人口、能源、产业、军事等各个方面，伊斯兰世界至多算影响增加，但远不能称为“世界中心”。第三部分 亚洲和中国该部分我赞同作者的一个观点：亚洲远非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与世界各国的差异一样大。作为世界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亚洲大陆上诞生的原生文明数量繁多，文化差异显著，再加上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交流不便，使得亚洲国家的差异性远大于其同质性。历史上欧洲秩序自成一体，因其凭借地理位置和科技优势能够自决内部事务而鲜少外部干涉。但近代以来亚洲国家受到欧美广泛干预，相当程度继承了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与欧洲那种通过不断接触最终厘清边界、法律平等、实力平衡的均势不同，亚洲国家历史上由于地理原因互相分隔，鲜少直接接触，到近代后又受到外部势力干预，因此，各种政治、外交因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暧昧不明的均势。作者对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秩序塑造中的作用期待颇高，为此专门用一章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大体而言，作者认为东亚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外交、均势、经济等各个方面表现又有所不同。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并将打破东亚的均衡模式，又寄望于中美能够通过对话磋商来实现整个地区的和平。第四部分 美国的外交政策作者总结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似乎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命运，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纵使人类相信美国真切信仰并推广它的价值观，充其量也只能认为它是一个拙劣的传教士，它对外宣称的天国和它用以帮助人们进入天国的手段是如此南辕北辙。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入侵除了造成大量杀戮和人民颠沛流离，在两地带来了什么福祉？新世纪以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作所为，抛开其现实的反恐和利益诉求，仅就其试图弘扬的民主、自由来看，是否实现了目标？作者反思“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第五部分 时代进步与国际秩序作者就核武器的威慑、网络技术、人类心智的演变（整天面对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改变）等新技术带来的改变对政治秩序的冲击进行了探讨，认为“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整本书中作者对当前世界格局做出了独到分析，反映其理想是建立覆盖全球所有地区的世界秩序，“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一种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显现，它既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融合了传统的均势概念”。当然，他也承认进入21世纪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已逐渐超出美国所理想建立的样子，部分是由于各个非欧美地区和国家正在追求科学技术，抛弃既有模式的约束，从而能够对西方奋起直追，并对世界秩序产生更大的影响；部分也由于全球各地对于实现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和如何实现世界秩序没有共识。他认为国际秩序主要面临两类挑战：一是国家秩序的价值观被挑战；二是国家实力改变带来的均势发生变化，或如何保证秩序的实现。如果完全抛弃道德，那么世界秩序将成为永无休止的斗兽场，而不考虑实力，秩序将无以为继。
行为经济学：合作为什么是可能的？effectiv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t works 单次行为或排它行为可能是受益的，但社会总体利益是受损的。worthy： value rationality: it's worth of it 单次行为可能受损，但合作行为或重复行为过程中，总体利益是增加的。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行为选择：个人理性；社会规范；文化传统海纳模型：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它的最优选择行为越是不可预期。不同的社会结构积累了不同的知识。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内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解出现的要素总和，如信任社会结构：①科层制（hierarchy），即等级制，如权力；②全连接（completely connected），相当于全连接有向图，即从一个节点到网络内任一其他节点均有直接连接，也即熟人社会；③小世界（small world），圈层结构，如五重连接理论，世界任何一个人到任意另外一个人之间，至多经过5个中间人就可到达，如货币（流行病学；合作；知识）*抖音、微博或X之类的社交软件的拓扑网络结构是否符合小世界理论？可划分为：inclusive social network包容性的社会网络和exclusive social network排他性的社会网络包容性的社会网络，而非后者，更有利于合作秩序的扩展（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于是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黏着偏好（Preferential Attachment，即滚雪球效应），以交友为例，如果一个人认识的朋友越多，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就越多，即人们倾向于找那些已经有许多社会联系的人建立社会联系。网络的均衡结构：最终呈现的宏观状态。间断均衡（Truncated Equilibria），从大量微观社会交往过程中涌现出何种宏观秩序，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网络的度（degree）：每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数量，有N个直接连接（纽带）的节点，度数为N。幂律：横轴表示节点的度，纵轴表示每一个度的节点数目，则度数的对数与节点数的对数呈斜率为负的直线。幂律刻画了与各级别重要性对应的节点集合规模的排序，对于财富而言即为马太效应，或强者恒强。自由发展的网络最终涌现出一个最大规模的团队——“核心”，其外围有许多小得多的团队。由此，核心团队与外围团队构成了一个科层体系。资源配置通常也遵循这样的科层制度。在一个这样的经济网络中，核心节点占有最高的利润率，而不一定非要占有最多的利润。因为，最高的利润率就足以吸引第一流人才，并形成正反馈。网络的局部特征：网络核心、企业家能力、结构洞社会结构可能遮蔽结构洞，如官僚政治或身份政治的社会结构，可能遮蔽许多结构洞，即扼杀许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才。于是，社会学的结构洞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的一部分。对发展经济学或新增长理论而言，是更重要的一种补充。幂律刻画了社会网络的一种整体性质，可能诱发强烈的科层制度。而极端科层化可能导致社会的极度不公，合作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无法扩展或生存。网络的局部性质依赖于例如企业家这样的个人（节点性质），但是网络的整体性质，不依赖于个人。天才人物是涌现出来的，无法计划或预期天才人物的出现。网络的总体特征：重要性是逐级涌现的。由于企业家填补了结构洞，所以合作规模极大拓展了，有了规模收益，即超额利润。两极分化，利润从底层流向上层。涌现秩序
芒格论投资1.（循序渐进）芒格说，如果他来教财务的话，他会在课堂上列举100家公司的历史，分析它们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正确教授财务课程的方法应该是从容易作出决定的投资案例着手，我常常采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收银机公司（NCR）的早期历史。这家公司是由一名非常聪明的人创立的，他买下了所有的专利、拥有最好的销售团队以及最先进的生产厂房。他不但很聪明，而且很狂热， 所有的热情都投注在收银机业务上。···”2.（被动投资、集中投资）芒格给那些为非营利性基金会管理资金的经理们提出的建议很简单：省下你的时间、金钱和担忧。只要把捐赠款投入到指数基金。或者，基金会也可以追随伯克希尔的步伐，只购买优质股票然后长期持有就可以了。也完全没有必要担忧是否要进行多元化投资。“在美国，一个人或一家机构只要将所有的财富长期投资在三家不错的本土公司上，就一定会变得有钱。”特别是当他和伯克希尔一样理智地相信由于持有成本较低，他的长期收益会非常丰厚，他就会特别看重长期效益，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优先的那几个选择上。事实上，芒格甚至还建议投资者可以将所有财富的90%都投入在一家公司中，只要这家公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3.（挫折）学会适应困难非常重要，因为无论你的能力有多强，总会遇到逆境和麻烦。不过如果一个人能牢记生命中充满兴衰变迁这个道理，一生只进行正确的思考，遵循正确的价值观，他的一生最终应该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会说，不要被一些挫折打败。4.（财富积累）从起点出发，在没有本金的情况下积累起第一个10万美元是财富建设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赚到第一个100万是第二大障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常年保持入大于出。财富的积累，就好像滚雪球。从一座高山的顶端开始，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滚雪球开始得要早，让滚动的时间尽可能得长。这对于人的长寿也同样适用。5.（生活）沃伦·巴菲特以极端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著称，除了看年报、定期打桥牌和偶尔打打高尔夫之外几乎没什么爱好。查理·芒格不能被形容为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不过他的生活相当充实而且称得上丰富多彩。的确，当伯克希尔遭遇危机需要他的时候，他会飞奔而至，同时他也在《洛杉矶每日新闻》、威斯科金融集团、慈善撒玛利亚医院和哈佛-西湖学院承担自己的义务。不过在南希的陪伴下，他也探访了从缅因州到爱达荷州的朋友们，在夏威夷打高尔夫球，辗转各大洲，在各类水域中钓鳟鱼、北梭鱼、大西洋鲑鱼或者任何可能上钩的鱼。他曾经和朋友马歇尔以及奥蒂斯·布思到澳大利亚的雨林去探险，也和家人一起去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他贪得无厌地阅读，从恐龙到黑洞理论再到心理学。考虑到有8个孩子，孩子们还有各自的家庭，光是参加生日派对、毕业典礼、婚礼、洗礼仪式和假期活动就能让他的社交生活忙碌无比了。6.（家庭）我对每一个孩子的道德品行和行为举止都相当满意，芒格说。不过对于如何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让他们成为比自己更富有的人，他就不太肯定了。我的孩子们在普通和富裕环境中出生的都有，说句实话，当我们不太有钱的时候抚养的孩子如今工作得更努力一点。
杨振宁：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5期。作者简介：杨振宁，物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纽约州立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学院荣誉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8年2月，我们家到了昆明，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在联大念了4年本科、两年硕士。这6年时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多次回想过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的精神和认真的精神的好处。1945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我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费米教授在那里执教。费米教授是20世纪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又会动手，又会做理论研究的大物理学家，他在这两方面都有第一流的贡献。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人类利用自然界的能源最早是火，后来也用水。1942年费米所建领导的核反应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芝加哥大学当时是人才济济。费米教授1954年得癌症去世了，他死时才53岁。另外有位非常重要得物理学家，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叫做泰勒。泰勒现在还建在，已经80多岁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学问的时候，泰勒已经是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更有名了，人们称他为“氢弹之父”。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我常常回想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训练和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训练。在我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这两个训练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是不同的影响。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我的物理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取名叫演绎法。什么叫演绎法呢？就是从最大的原则开始，从已经了解的、最抽象的、最高深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下来。因为有这个原则，所以会推演出结果。比如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推演的方法，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可以学习前人已经得到的一些经验，一步一步把最后跟实验有关系的结果推演出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到芝加哥大学以后很快就发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研究方法跟昆明的完全不一样。费米和泰勒他们的注意点不是最高的原则，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最高原则。这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他们不会忘记，可是这些不是他们眼中注意的东西。他们眼光中随时注意的东西常常是当时一些新的现象，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抓住这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抽出其中的精神，可以用过去的基本的最深的原则来验证。我把这取名叫做归纳法。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的。比如说，泰勒教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他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办法跟我在昆明学的，跟从前我在北京小学、中学里学的是相反的。怎么说相反呢？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这个办法还是很普遍的）。你要在你的脑子里分清什么东西是你懂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懂的，不懂得东西不要去沾它，你要沾的东西是懂的；然后来了一个老师，拉着你的手，走到一个你还不懂的领域里，一直到你完全懂了为止。这是中国从前的传统的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有名的有一句话，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办法有没有好处呢？有很大的好处。我之所以在昆明有很好的底子，原因就是受了这个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它可以让你少走弯路，使你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学科又一门学科学好。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美国的学习方法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讲泰勒教授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错误的，而他不怕把错误的想法讲出来。他跟你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指出他的想法有什么缺点，他很快就会接受；然后通过跟你的讨论，这些想法就会更深入一层。换句话说，他对于他不完全懂的东西不是采取害怕的态度，而是面临它、探索它。这个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在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在芝加哥大学留校做了一年博士后，那时候叫教员。在那一年之中，我参加系里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人有费米、泰勒、尤里。尤里是20世纪的大化学家，他是发现重水的人。还有梅尔跟梅尔夫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几位别的人，人才济济。在这个讨论会上，整个的气氛是探索的气氛。我记得这个讨论会常常没有固定的题目，大家坐着喝咖啡，谈谈有什么心得或新来的消息。我深深得记得我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受到启发写成的。有次讨论会上泰勒说，他听说在伯克利有人发现了有所谓不带电荷的Π质子，而且这个Π质子会衰变成两个光子；他又说这可以证明这个质子自旋是零。于是在座的人就问他怎么证明，他就给出了一个证明在黑板上。但是这个证明很快就被我们打倒了，大家指出他的证明没有想清楚，想得太快。可是当天晚上回去后，我想他这个证明虽然不完全，可是却走了第一步，再走两步不仅可以得到他所讲的结论，而且可以得到更新的一些结论。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写出了一篇文章。这只是一个例子。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从泰勒教授那里，也可以说无意中学到了一个做学问的方法。我在昆明的时候，念过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大家知道是物理学中的一门基础课，我念的是王竹溪教授所教的。他教得非常全面，而且也非常之深，我还留有王竹溪先生教的量子力学笔记。这笔记是用很粗糙的草纸记的，比现在的手纸还粗糙得多。这些笔记至今我有时候还要看，因为那上面有些公式我现在还要用。到了芝加哥大学，泰勒开的一门课也是量子力学，我又去重选了。泰勒非常之忙，所以他通常不备课，讲课的进修有时就会误入歧途。我那时对量子力学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所以当他误入歧途时，我知道他就要出问题了，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当他发现他要出错的时候，他一定要想法赶快弥补，当他想法弥补时，思想就像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那么，在这关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很是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物理学上的想法：他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哪些真正是他心里觉得值得注意的，哪些只是雕虫小技，是不重要的。通过这点我也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像费米、泰勒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对物理学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十几年前，在我6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时我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在中国时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影响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在美国，我又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育哲学影响之下，得到了其中最好的精神。我是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1949念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这是世界有名的研究学府，里面没有研究生，教授也非常之少，大概一共二十几人，其中研究物理的四五个人，研究数学的七八个人，剩下还有几个研究历史的，研究考古学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跟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关系，这两个机构都在同一个小镇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最有名的人当然是爱因斯坦。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他每天还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物理方面有三四个博士后，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打扰这位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物理学家，不过他有时候作的演讲我们都去听，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在孩子4岁时，有一天我带他走到一条路上。我知道爱因斯坦每天都走这条路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把他截住了。我问：“爱因斯坦教授，你可不可以和我的孩子合个影？”他说：“当然可以。”所以，我就照了一张像，这张像一直保存在我们家庭的像本里。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前后呆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成功的17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有很多非常活跃的、从世界各地来的、工作最好的年轻人。我们有激烈的讨论、激烈的辩论，也有激烈的竞争。到1965年，我的一位朋友叫做托尔，比我年轻两岁，他是念理论物理的，他曾是马利安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把马利安大学的教师阵容从20余人发展到100多，他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1965年，纽约州的长岛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所以就请他做了非常年轻的校长。他对我说，希望我也到石溪去，可以帮助他一起创建一所新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这对我，不是轻易能作决定的，因为刚才我讲过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17年，是我研究工作做得很出色的年代；而且在普林斯顿可是说在世外桃源，没有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也不需要教课，可以每天用百分之百的时间做研究。不过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答应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40岁出头，我了解到，人生不只是研究工作，可以把普林斯顿比做一个象牙塔，可是在世界上不只是在象牙塔里，在象牙塔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教育年轻人。我把这点想清楚以后，就同意到石溪去了。到现在我在石溪也有29年了。在这29年间，我所主持的一个物理研究所有许多的博士生毕业，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些在研究方面有一些成就的同事，也是我的学生。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博士后，这些博士和博士后都纷纷到世界各国去了。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体制，就是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学校不一定留他做教师（在国内我觉得没有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博士后做得很好的毕业生，我们通常也不留他。我们的博士和博士后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他们都建立了他们的新的影响以及收了他们自己的学生。这个办法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每个研究所都有它的气氛，有它的注意方向，也可以说有它的价值观，学生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可以增加彼此观摩、彼此学习的机会。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我们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是大题目还是小题目？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费米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很大。做了很多的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
易经·乾坤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活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当你弱小之时，不要逞强。应当积蓄力量，厚积薄发当你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宜找经验丰富的前辈指引提携当你事业开始上升的时候，应勤勉谨慎，不要疏忽懈怠，不要犯错误当你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应当避免犯错当你事业已过高点日渐平稳，要多帮助提携后起之秀（注：贵人与优秀的新人互相吸引，互相成就，不要吝啬提携后辈）当你事业到达尾声，大浪淘沙，留下的不是金钱名声等身外物，而是宝贵的记忆经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后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地道后于天道，但其规律亦同。顺应天时，既有万物勃发之日，亦有坚守严冬之时。面对寒冬，应当心存正直，行为方正。面对寒冬，宜深藏含隐，如扎紧口袋，缄口不言。若不能严守正道，如龙在旷野上争斗，则会血流遍地。不要因为面临绝境就孤注一掷，要保存实力，度过新旧交替。感想乾卦所述，如何积攒实力，凭借贵人，及至克己慎独，最终走向胜利，是为正道，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都有相似的描述，并不稀奇。但坤卦所述的如何应对低谷的策略，似乎并不常见。世界历史林林总总，民族兴盛又衰落，但在一次次衰落中还能再度腾飞的，则少之又少。为何？大多民族并不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很难接受衰落。一旦衰落，容易破罐子破摔，孤注一掷，往往落得“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下场。中国的天道循环观念则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譬如天时，有春暖，必有冬寒，但冬天并不意味着一切终结，反而是下一个春天的前奏。因此，遇到不利的环境，一要持续保存积累自己的实力，二要注意避免无谓出头，增加消耗，静待下一个春天到来。只有“永贞”，才是真正的“利”。“交易之道，刚者易折。惟有至阴至柔，方可纵横天下。天下柔弱者莫如水，然上善若水。”老子也从另一个侧面阐述了这一道理。最终，还是要注意，地道后于天道，没有自强不息，人生只是一滩烂泥。没有人会在意烂泥是不是“至阴至柔”，也没有人会在意烂泥是不是被人踩在脚下。人们只会嫌弃烂泥脏了自己的脚。
孙子兵法·始计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