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科学的窘境

上一篇文章记载了索罗斯关于社会科学的看法，也部分地反映了我对社会科学的认识：1.“社会科学”牵涉人的认知和行为，这是无法（至少在短期、全面范围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在判别上存在先天的困难；2.由于社会行为发生和结果存在认知和实践上的差异，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在预测上的无力；3.对行为解释的合理和预测的无力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考虑到其词根“科学”的含义，要么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扩充以纳入社会科学，要么将社会科学剔除出“科学”领域以保持“科学”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看法打破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试图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加给社会科学形成的偏见，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将追求“客观性”作为核心准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知要做饭就要有米。那么，如果将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视为一顿顿大餐，缺少了“人”的元素，这顿大餐又怎么能让人大快朵颐呢？或曰，社会科学不是缺少对“人”的认识，而是专注于对人类“共性”的挖掘。这种说法没错，固然可以将一部分人类的行为特征进行归纳，得到初步的结论，再对不同族群的行为特征进行总结，得到全人类的普遍一致的特点，将这最广大范围内的特征作为规律加以传承和发扬。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存在两个风险：首先，因为抽象的范围过于宽大，导致最后得到的结论内涵过于狭小，从而失去指导意义。如果分析全世界人类的长相特征，都由头部、躯干、四肢组成，分为男女两性，这就转变为生物学的范畴了；其次，这样抽象得到的结论可能从总体或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却对其中任何一个个体是不适用的，从而不仅失去了指导意义，也失去了正确认识事物的意义。假如考虑学生的成绩分布，可能一个班学生的平均分是85分，然而如果深究起来，可能任何一个学生的分数都不是85。退一步，即使以这个程度为准，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抽象的范围也是不足的，其通常做法是以欧美世界为范例进行抽样，然后将得到的结论推诸四海，作为“全人类”的共识加以传播，这显然有违科学“客观性”和“统一性”的要求。

对这一点，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最高准则既不应是“客观性”，也不应是“统一性”，而是“真实性”，也即索罗斯所说的“操作有效性”。以我熟悉的经济学为例，按照教科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也即所谓稀缺资源配置的理论。这个定义实际上隐藏了学科存在的目的——为了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效率或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前者对应微观经济学，后者对应宏观经济学。一个合格的微观经济学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一定会为企业提出如下建议：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就要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找到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按照这一点的产量进行供给。然后辛苦工作一年，发现既找不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也找不到市场均衡的供给量。更糟糕的是，即使再高明的经济学理论也没办法具体地指出，应该如何增加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或是如何提高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率，减少各项成本。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他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摸索。所以常有一句话讲“好的企业家是市场上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学校里”。这个例子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的处境：通过研究经济学掌握了价值创造的规律，却无法通过掌握经济学实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同样的尴尬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你无法指望通过掌握这些“科学”的规律来解决任何实际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

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里并不常见，因为对一项自然科学的活动只要掌握了其原理，相应的解决之道自然浮出水面，或至少能够知道遵循何种途径来解决问题——过程和结果是一致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由于对象的认知和行为不确定，在过程和结果之间并没有一座桥梁来联结彼此。

面对这种情况，当前社会科学给出的办法是关注“过程”——即注重对已有现象的归纳，而近乎放弃了“预测”。而我倾向于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预测”，学科创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将这些已经发生的历史像珍宝一样收藏起来以供观瞻。

与索罗斯的分野在此显现：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纲，未来是无法预测的。而我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这正是社会科学领域学问的发端。 对“未来”可以预测这一点，有必要进行一番说明。我能够想象前人在对“预测未来”这一事情上的执念，以及对于构筑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来对未来进行预测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就像试图在平面坐标系上寻找描绘社会事件运行的方程式，求出其解析解，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按照方程式的指引对事件在任意时刻的状态进行预测。不幸的是，这依赖于一个前提：这个事件方程式是光滑、连续且处处可微的（数学上是否严格如此，我并不确信，此处+}$以此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社会事件的特点，欢迎拍砖）。这个前提当然是不能满足的，因为没有人是上帝，更别提人人都是上帝。由于每个人认知和行为的差异，导致牵涉群体行为的事件其运行过程一定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是事件方程式不能存在解析解的逻辑基础。然而，这样的方程式，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我们是可以求出它的数值解的——虽然这也依赖相当多的条件。此外，如果事件延续足够长，我们也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其解的值域。也就是说，对结果可能出现的大致范围有充分的预计，从而能够对结果进行预先准备。

具体的例子今天就先不写了，点个大概：历史，易经术数，福报理论。 这种对未来的预测当然是不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是避免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良药。

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或者社会学问，与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后者注重过程和归纳，前者注重结果和预测。两者合在一起，堪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保持对应。当然，我们是凡人，受限于物理与生物条件，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将社会科学扩展到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备的地步。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倾向于将有限的精力放在对未来更有价值的“预测”上，并期待看到这门学问能够扎根大地，开枝散叶，并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