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塑造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带动全球经贸紧密联系，供应链繁杂交错，交流日益密切。但这种增长是常态吗？从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种现象仅仅是近200年左右才出现的，未来能持续多久仍未可知。
究其根源，是因为科学发展带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及其后继者将其总结为创造性破坏，他们敏锐捕捉到了经济更新换代的源动力是创新——这当然不是否认劳动力、资本及其他要素的作用——而不断创新的经济生活又会逐渐取代旧有的体系，使经济社会如生物体一样不断新陈代谢。这又引申出几个重要的推论：第一点，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体到商业社会，“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所以将“创新”打引号，不仅是因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创新”需要更精准的定义，而且因为“创新”的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条件和产生的效果也需要进一步探究，只有将关于“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彻底理清，才能对经济前景的分析和预测、各种政策的制定有的放矢；第二点，正因为经济社会不断“创造性破坏”，所以其发展必然不可能是线性的，经济学发展到现在，无论采用何种增长模型，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线性思维，而想描绘真实的经济社会，很可能需要更复杂的非线性模型，正如20世纪之前人类对海洋环流的认识只是简单的大循环一样，只有在观测技术充分进步之后，人类才能对大中小各尺度的海水运动有深入的认识，建立起更贴合实际的复杂模型；第三点，基于西方学术界的政治正确，在各种著作中总会若有若无地将自由、产权这些概念与民主划等号，只要非西式民主的社会，就一定充满集权、腐败和低效，若说日本、新加坡等儒家文明内核但披上西式民主的国家仍被其作为正面例证，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走的道路总可以作为一个足够分量的反例对其进行还击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独特现象的研究多是从宣传角度进行的，真正能够从学术上阐述清楚中国在“创新、产权保护、自由氛围”等方面取得成就原因的研究，仍是空白。
想回答以上问题，就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构筑经济理论，一种基于动态视野的系统性理论。如何构筑这样一套理论？别无他法，只有从现象入手，积累足够多的现实证据，然后从中提炼出逻辑通顺、自洽的理论模型。为此，我计划用今年1年时间梳理经济思想史、创新经济理论以及实践，并从金融学角度尝试总结这样一套理论模型。
阅读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本书作者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赛丽娜·安托南（Celine Antonin）和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三位都是法国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菲利普·阿吉翁，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约尔格・扬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另外两位作者：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法兰西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有趣的是，虽然这本书是偶然选取作为首本著作进行阅读的，但百度百科上关于阿吉翁的人物评价：“他并非传统模式下长大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打破常规的‘富二代’，具有很强的生物进化思想的经济学人，他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先验地规定人的本性，不会像芝加哥学派无时无刻确认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像或旧或新的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为政府的各种管制、加税政策辩护，而是像一个相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经济学者。他研究的是增长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简直和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让我相信以他的著作为起点真是偶然中的必然。
本书摘录
本书共15章，从理论范式、实证方法展开，讨论了创造性破坏内涵的发展、定义及其与不平等、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绿色创新、福利、融资、全球化、政府等主题的关系，内容较为全面。具体如下：
序
这一研究发轫于我（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经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围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
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
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对？
疫情危机刺激了事关重大的讨论：疫情过后，人类社会将变成怎样以及我们想要如何改变它。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居于讨论的核心。创造性破坏可以作为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增长杠杆，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仍构成挑战。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危机敲响了警钟，警示困扰世界各国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更深层问题：美国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体系失效，欧洲的创新体系活力不足，其他一些国家缺乏透明度或过分集权等。创新固然会制造破坏和混乱，但在过去200年中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第1章 新的范式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1.测算各国的财富。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最后，还有一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
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
理论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其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GDP）的某个固定比例。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及其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市区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实证上，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
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
第三个理念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
创造性破坏给增长过程的核心带来了一个两难或者说矛盾。一方面，必须有租金来奖赏创新，鼓励创新者；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不能利用租金来妨碍新的创新。
4.创造性破坏：现实。创造性破坏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有形且可测量的现实。如用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年申请的（人均）专利数量来测算。另一个测算创造性破坏的方法是深入观察新企业的生命周期，从进入、成长到退出市场，如美国普查局的长期商业数据库（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收集的综合数据包含不同年限和规模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
熊彼特式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失败概率，但如果存活则将迎来显著增长。
最后，我们可以用企业创造率与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测算创造性破坏。这是研究企业与就业动态变化的文献最常采用的指标。一边是用就业或企业的创造与摧毁来测算创造性破坏，另一边是用新专利数量来测算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两个指标间存在正相关。事实上，（以单位员工专利数量测算的）创新密度随着（以员工数量测算的）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企业规模越扩张，创新概率就越低。此外，与较大的企业相比，小企业推出的创新还更为激进，影响更深远。
相比墨西哥和印度，美国的工厂规模随工厂年限增长的变化更为迅速，这反映了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其一是美国企业更容易找到支持增长必需的融资；其二是美国金融体系会选择业绩最好的企业，或者说最具增长潜力的企业。
5.创造性破坏范式的启示：模仿与前沿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技术模仿借鉴每个产业领域的先进经验，或者说模仿现有的技术前沿实践。另一种是在前沿上搞创新，让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突破自身，因为它们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某些国家因为采纳有利于资本积累式增长和经济追赶阶段的制度与政策，在初期实现了强劲增长，可是它们没有为转向创新经济而调整制度与政策。然而，一个国家越是走向发达，距离技术前沿就越近，就越需要用前沿创新来取代技术追赶、充当增长发动机。
罗默发展出了一种不包含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引领增长模型。See Paul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 no. 5（1990）:71 -102.对于从索洛模型到熊彼特模型的增长理论综述，可参考下列文献: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Elhanen Helpman, ed.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8）; Charles I. Jones, Introduction to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W. W.Norton, 1998）;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Growth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5）;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Modern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The Economics of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9）; and 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and Peter Howitt,“What Do We Learn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515 -563（Amsterdam: Elsevier, 2014）.最新的熊彼特模型版本纳入了企业的动态作用；最早由Tor Jakob Klette与Samuel Kortum提出，参见Tor J. Klette and Samuel Kortum,“Innovating Firms and Aggregate Innov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2, no. 5（2004）:986 -1018;后续研究做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Ufuk Akcigit及其合作者的成果。
第2章 起飞之谜
1.长期序列数据的启示：安格斯·麦迪森。在1000—1820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增速非常低，每年不到0.05%。而在1820—1870年，这个增速提升至0.5%，在1950—1973年更是达到3%~4%。
人口状况呈现与GDP极为类似的变化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虽然出生率很高，接近40‰，但死亡率也一直很高，接近38‰，因此人口增长缓慢。世界人口从公元元年到1000年仅增长了18%，而在1000—2000年却增长了23倍。
多年来，对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起飞发生以及之后的时期，也就是19—20世纪。只有安格斯·麦迪森对起飞出现之前的长期增长做了量化分析。麦迪森是重建长期国民核算工作的先驱。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对公元元年以来的收入水平和世界人口提供了极为详细的分析。国民账户的数据维护直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但人口普查作为统治者了解其治下人口和产品资源的一种工具由来已久。
直至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后，产出才成为核心概念，它是反映新创造价值的流量，而非累积财富的存量。另外，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价值测算中除了产品还必须加入服务的观念。1929年的大萧条在确立国民核算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各国政府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只有很不完善的信息可供参考，如市场指数、运输货物的数量以及制造业生产的不完整指数等。
在美国，商务部要求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库兹涅茨（Kuznets）开发一套国民核算指标。为此，库兹涅茨发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在1934年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对GDP做了估计。二战推动了投入产出表的创建，基于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研究，投入产出表被并入了国民核算中。
2.对起飞的技术因素解释。19世纪之前，由于土地是固定的生产要素，人口的任何增长都将自动导致人均GDP下降，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同样数量的土地上劳作。与此同时，人均GDP（即平均生活水平）的任何提升，例如由新发明或扩大贸易开放所致，都会带来人口的增加，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会鼓励家庭养育更多子女。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则会造成我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永远不能给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带来可持续增长，因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会导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维持生存的水平。
对于从农业生产转向制造业的一种类似解释是，当人口达到某个关键临界点时，就会出现农村人口大批脱离，把劳动力解放到制造业里去。总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依赖于一种临界点效应：人口临界点、需求临界点、投资临界点。第二种解释则基于两种效应的结合：人口对创新的规模效应，以及人口转型效应。规模效应是指，人口密度或数量增加会使所有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创新租金，所以人口对创新和增长具有正面效应。而转型效应简单地说，随着技术进步加速，人们必须通过更多的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是先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越多，以便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接下来，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将影响父母在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选择，促使他们倾向于养育数量更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代。起飞来自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相结合的观点遇到了经济史学家提出的若干实证挑战（Mokyr and Voth, 2010）。这些思考促使我们为起飞寻找纯技术之外的解释，即把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的解释。
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基尔。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
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者弄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
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概括来说，包括知识和信息的高效船舶，国际竞争，以及财产权利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的发展。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
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1.浪潮的扩散为何存在迟滞？“索洛悖论”：在微处理器发明18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依旧疲软。又过了几年，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增长浪潮才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起势，并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
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上述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而次级创新需要时间，这个因素能帮助解释增长的迟滞。新通用技术带来的每个次级创新浪潮都对应着创新成果的激增，表现为特定时期的人均专利数量显著提高。每个部门都需要专门的次级创新，完成这些次级创新的发明在不同部门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对整个经济而言，新通用技术对旧通用技术的取代只能逐渐推进。最终，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
第4章 竞争的得失
竞争似乎有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何种占据主导？更一般地讲，对于竞争与创新、竞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反思？解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是弄清楚如何测算竞争程度。
1.对竞争的测算。大多数时候，企业所处的环境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为评估这种中间状态，实证研究者喜欢采用的竞争程度测算指标是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在企业层面，勒纳指数的定义是：用1减去某企业的净利润与附加值之比。该指数越接近1，企业的垄断租金就越少，表明市场上有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则对应该产业所有企业的勒纳指数的加权和。若干开创性研究都是采用勒纳指数来衡量竞争水平。但下文会介绍，如果用租金和勒纳指数测算竞争程度，理论与实证分析似乎存在矛盾：理论预测竞争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实证结果却相反。该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呢？
竞争程度的第二种测算指标是新企业进入率或创造性破坏率，具体定义为企业或就业岗位的进入率和退出率的平均数。该指标便于我们用来检验熊彼特范式，它预测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率之间有正向关联。
第三种测算产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是产业生产的集中度。集中度由产业中最大几家企业（以销售额或就业人数排序）在全部销售额或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代表，该份额提高时，集中度随之上升。利用集中度指标测算竞争程度需要谨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误解。有些产业部门只有一家企业经营，但用勒纳指数测算仍极具竞争性。
此类产业部门被称为“可竞争市场”，意指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进入成本不高，因此在位企业的任何涨价行动都将很快引来生产相似产品的其他企业进入。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提出的。由此涉及第四种测算竞争程度的指标，即市场的“可竞争性”。可竞争性的计算方法是：当某个市场的在位企业把价格提高到“限定价格”之上时，引发新企业进入的概率。
2.竞争与增长之间关系的谜题。竞争的加剧会制约创新乃至经济增长。最早期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确也预测，竞争对创新和增长会有负面影响。然而，实证研究显示，以勒纳指数测算的产业竞争程度与该产业的生产率增速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也就是说，竞争加剧似乎伴随着更频繁的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
重新思考基本的熊彼特模型，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源头：初始的熊彼特模型假设，只有新进入的企业开展创新，而在位企业完全不创新。可是在现实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它们对竞争有不同的反应。一类是靠近所在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接近该产业的最高水平。另一类是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它们的生产率远低于所在产业的最高水平。靠近前沿的企业在创新前就充满活力，利润丰厚。而远离前沿、活力不佳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为零，它们会通过创新追赶技术前沿。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为了超越竞争而更多地创新，远离前沿的企业则会受到竞争的打击，后者与只有外来者开展创新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设想一致。
3.三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竞争对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另一个后果涉及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某个国家越靠近技术前沿，或者说整体生产率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竞争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事实上，一国越靠近世界技术前沿，该国内部靠近前沿的企业与远离前沿的企业之比例就越高。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所占的比例越高，在该国平均来说，“超越竞争”的创新效应就越能压倒打击创新的效应。所以，一国越靠近技术前沿，竞争加剧对其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即各国的发达程度越高，越应该采纳促进竞争的政策。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大型在位企业的反竞争态度。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竞争者的进入，还反对采纳意图强化竞争的公共政策。
第二个推测涉及竞争与增长间的倒U形关系。竞争对创新和增长的总体影响表现为倒U形曲线。这一曲线是综合效应的结果，既包含竞争对靠近领先位置的“前沿”企业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包含对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的负面效应。在几乎所有能收集到竞争和创新数据的国家，倒U形关系都得到了证实。从直觉上看，该现象可以做如下理解。当初期竞争力度较弱时，我们位居图4.3中的左侧。在此情形下，位居前沿之下的企业有较强的动力追赶前沿，因为如果赶上，它们的利润将显著增加。于是，初期远离前沿的大多数企业将很快变成前沿企业。由此导致，当我们在某个时点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属于前沿企业。当初期竞争程度较强时，我们位居图4.3的右侧。高度的竞争将刺激前沿企业创新，以压倒竞争对手。于是技术前沿将迅速推进，把大多数企业甩到前沿后面。因此当我们观察整体经济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企业远远落后于前沿。所以当出发点的竞争较强时，加剧竞争会给整个经济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原因是打击效应平均来说将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个推测为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互补关系。某种流于表面却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与专利制度（或者说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存在冲突。除了赞成或反对专利制度的分歧，以上两个派别却都认同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彼此冲突的观点：如果其中之一能促进创新，另一个必然妨碍创新。我们之前描述的更复杂的模型允许在位企业开展创新，并区分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这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角。该模型表明，竞争实际上可以与知识产权形成互补关系。相应来说，同时采纳这两种政策非常重要：一方面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维持竞争态势。资本主义需要奖励创新，同时也必须加以规制，以防止创新租金窒息竞争、妨碍未来的创新。
4.美国的竞争与增长。多种指标显示，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在过去数十年来有所削弱。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在《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竞争与反垄断政策遭到削弱，并认为这与21世纪初以来的生产率增速下滑有关。首先他提到金融部门，认为技术进步并未降低客户的成本。菲利蓬将其归咎于缺乏竞争：新的进入者太少，创造性破坏率非常低，主要原因是在位企业通过密集的游说活动限制了新牌照的发放。
第二个案例是医疗体系。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自21世纪初以来持续提高后，在2014—2016年下降了，但美国家庭的医疗支出却居高不下。他的解释是，美国医疗产业的集中度自2000年以来提高，医院的市场支配力不断加强。医院集中度提高与保险产业的集中度加强有关。面对已成为准垄断机构的保险商，为维持谈判能力，医院也不得不合并。
第三个案例是互联网巨头，如GAFAM（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和Microsoft），乃至更普遍的“超级明星”企业，但菲利蓬淡化了它们对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对此有两点提示。首先，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竞争程度削弱。当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集中度也会提升。这样的创新让企业能以比对手低廉的成本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其次，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增加可能代表企业的利润普遍增加，也可能代表某种综合效应。后者意味着，高利润企业逐渐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虽然要明确美国的竞争在过去20年有所削弱比较困难，但其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下跌则毫无疑问。首先，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起下跌之前有过10年特别高速的增长期（1996—2005年），年增速接近3%。其次，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跌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的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高速增长期与产业集中度提升最快的时期（即1995—2000年）存在部分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并未伴随着创新与增长的减速。有理论认为，1990年之后竞争被削弱，这是自2005年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三个现实对此提出质疑。
5.企业活力与补贴在位企业的成本。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在法国，即使最具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也难以超越某个规模，这让效率较低的企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得以生存下去。从长期看，这影响了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哪些因素在妨碍法国企业的成长？其中之一是创新企业缺乏融资渠道。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创新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法国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第二个因素是规制的影响，尤其是劳动领域的规制，当企业雇员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适用。这些规制会打击靠近临界点的企业的创新。对现有企业提供补贴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成本，而成本攀升会削弱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打击它们进入市场的决心。上述研究证实的再配置效应表明，任何补贴企业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对现有企业的影响，还要顾及目标产业的潜在进入者。
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
1.创新与不同类型的不平等。第一个观念认为，创新来自企业家的开创性活动，其动力是获取创新租金。租金大小取决于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项创新都使创新企业提升其产品品质，超越现有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创新者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创新还能使创新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这将进一步增加创新者的利润（相对于工资）及其收入。因此创造性破坏范式推测，创新会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越活跃，顶层1%群体在当地收入中的份额就越高。
熊彼特增长理论背后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的创新会替代旧的技术，摧毁原先的创新者的租金。因此，第二个推测是，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源泉，特别是市场新人带来的创新。
创新既会扩大顶层不平等，也会提升社会流动性，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难以仅凭逻辑去推断创新会如何影响基尼系数等更广义的不平等指标。因此，熊彼特范式第三个推测是，创新与广义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2.创新企业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杠杆。创新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正向关联不只源于新创新者对老创新者的取代。创新企业本身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潜在杠杆，因为它会培训和提升员工，特别是最缺乏技能的员工。
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
在戈登眼中，伟大创新（如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如今进入了创新收益急剧下降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增长率的持续下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已成为领先者或超级明星的企业会打击其他企业的创新。
1.关于长期停滞的争论。1938年，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谈到，他相信美国注定会陷入疲弱增长状态，并将此命名为“长期停滞”。相比萨默斯和戈登，莫克尔与熊彼特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看法更为乐观，至少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善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还持久并显著地提高了思想创意的生产技术。其次，与信息技术浪潮相伴的全球化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极大地提升了创新的潜在收益，同时通过竞争效应加重了不创新的潜在损失。但为什么创新的加速没有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上？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和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
第二种解释强调信贷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并因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度宽松货币政策而加剧。根据这种说法，信贷条件放松使低效率企业在市场上苟活，因而妨碍了新进入企业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例如，国际清算银行于201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1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僵尸企业占比从1990年的1%提高至2015年的12%。那么信贷条件真的有所放松吗？请注意，企业为获得融资，必须负担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贷款成本与无风险利率成本都无可争议地下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更甚。然而，风险溢价却在上升。结果导致，企业必须负担的总资本成本在过去20~30年里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本章以下部分将考察另外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与罗伯特·戈登的观点类似，认为新思想的发现将变得愈发困难。第二种解释认为，我们不能准确测算增长率，而且这些测算并未反映创新的真实贡献。第三种解释强调，这轮新技术浪潮（信息与数字技术）催生的超级明星企业如今正在妨碍后起的创新企业进入。
本章的分析表明，虽然莫克尔对未来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的乐观看法言之有理，但戈登的悲观主义也反映了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对必要的制度变革的阻碍。尤其是，如果竞争政策不考虑创新议题，则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有可能束缚创新与增长，而非发挥促进作用。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与积累型和模仿型增长相比，创新驱动型增长依靠哪些不同的杠杆？
1.技术追赶与中等收入陷阱。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
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
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
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
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促进落后国家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模仿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措施是提高管理技能。
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
1.库兹涅茨事实与卡尔多事实。
“库兹涅茨事实”（Kuznets facts）：美国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在1840年后持续下降，制造业的份额在1950年之前上升，然后下跌，服务业的份额则持续提升，并且在1950年之后开始加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部门出现的这种结构性变革即库兹涅茨事实。
广义上来说，库兹涅茨根据对国民产出及其组成的传统测算的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经验规律后来被称作“库兹涅茨事实”。上述所列的结构变革即第三事实。
“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在这些相继发生的典型变化中，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劳动与资本在GDP中的占比）却在长时期里保持了惊人的稳定。
1961年，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事实，其中包括：从长期看，资本回报率、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资本与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均基本保持稳定。若不能对此成功给出解释，则关于收入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的任何学说恐怕都难以令人满意。
如何理解产业结构的这些变化？
2.对库兹涅茨事实的解释。从需求侧看，消费者享受到“收入效应”：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收入比重会下降。从供给侧看，则有“替代效应”的作用：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比服务的生产成本下降更快。由于企业把成本节约反映到价格下调上，农产品和制造品的价格降幅就比服务更多，由此也导致居民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放在服务上。
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也叫鲍莫尔病（Baumol Cost Disease）。两种供给增长率不同的产品A和B（假定供给增长A>B），即使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相对价格在上涨。
对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言，农业、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较多，而服务业生产率难以出现同等进步（软件业除外），因为文化、休闲、房产、教育等活动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由此，居民用于产品消费的比例减少，而用于服务消费的比例增加。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病”。
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
将两者结合，可知由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逐渐下降，导致居民购买力提升，可以在保持产品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将更多收入用于更多品类的产品消费以及服务消费。对一个国家而言，将该效应加总，即可知必然发生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变化。
3.结构变革与卡尔多事实的统一。为何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在GDP中的份额还能保持稳定？第一种解释以市场规模和定向技术革新作为基础，第二种解释再次用到了鲍莫尔定律。
市场规模与定向技术革新。当某个市场的规模扩张时，企业发现为响应需求的增加，把创新方向转向这一市场将有利可图。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婴儿潮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世代的受教育程度比之前群体更高，短期看，技能劳动力过度丰沛导致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70年代开始缩小，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然而技能溢价从80年代早期开始又急速扩大，这是为什么？阿西莫格鲁认为，技能劳动力供给在1970年突然增加使这个群体使用的机器的市场规模扩大，继而提高了此类机器的创新租金，由此使创新更多转向改善技能劳动力使用的机器的品质，然后提高了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由此导致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在80年代重新扩大。（简言之，供给增加导致市场偏好向该方向增加，即技术扩散的中间阶段。）
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解放了劳动力，同时推动工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意味着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因为劳动成为生产中不那么必需的投入要素。然而，上述效应被定向创新效应抵消了。由于产品部门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降低，这导致面向新服务的创新的租金提高：此类服务的生产更多依赖劳动，所以工资降低使新服务活动的利润增加，结果催生了更多面向新服务的创新。（使用劳动力的服务市场增加，产生针对劳动力的市场规模偏向效应）。
基于鲍莫尔定律的解释。假定存在以下事实，劳动是产品和服务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即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生产过程仍然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在发挥作用。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扩展，资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导致资本的收入份额持续扩大，属于数量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而劳动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总是有一部分投入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并且所有投入品对消费品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因此，劳动的价格相对资本的价格总是在持续上升。这是鲍莫尔成本病效应，属于价格效应。在上述两种相反效应的作用下，尽管自动化带来了经济结构变革，资本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依旧可以维持稳定。
4.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有两个相反的例子供参考。
其一是加纳与韩国。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298美元。看起来韩国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取得了成功，理由如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
其二是印度。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未必。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创新的影响因素）
创新的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遇成为创新者。其次，创新并不等于在某个给定时刻投资于研发活动，然后就能以给定概率在将来收获成果。
创新是包含若干阶段的整体过程。第一阶段通常是基础研究，即研发中“研”的部分。接下来是应用研究和开发阶段，即研发中“发”的部分。
1.谁会成为发明家？根据本节的讨论需要，我们把发明家定义为在其一生中至少能获得一项专利的人。根据美国1996-2012的一项数据表明，子女在一生中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比率随父母收入百分位呈J形曲线，即当父母的收入较低时，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很低，而且随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多少提升。相反，如果进入收入分配的较高部分，特别是最高的20%，子女做出发明的概率随父母收入增加迅速上升。美国、芬兰的数据均证明存在该模式。为何？
首先，父母的收入对个人能力有初始影响：遗传差异，表现在从事创新类职业的天赋和愿望上。此外，收入较高的父母还能帮助子女克服成为创新者的各种进入壁垒。
图10.2展示了个人在一生中做出发明的概率（纵轴表示每千人发明家的数量）与他的自身能力（横轴表示标准化的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三角形曲线代表父母收入属于最高的20%群体的子女，圆点形曲线代表其他父母群体的子女。对这两种情形而言，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与自身能力的关系均呈现J形曲线。即是说，能力一般的孩子成为发明家的概率较低，能力突出的则有较高的成功概率。图中最右侧部分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则说明，对于有类似极高天赋的子女而言，如果父母的收入状况很好，他们做出创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这种差距在能力普通的子女中间则并不突出。总之，该图证实了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显示父母收入状况对于天赋出众的孩子取得成功也非常关键。
我们可以推测，有多种影响创新的社会壁垒。首先有财务壁垒，父母收入有限会使子女在追求学业时面临不利条件。其次有知识壁垒，较富裕的父母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知识传授给子女。最后还有文化和志向的壁垒，子女会受父母期许的目标以及父母自身职业选择的影响。
教育政策与研发补贴之间的互补性。个人在先进知识的获得、科研职业的吸引力以及智能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现实直接影响增长政策的选择。当政府预算较为紧缺的时候，它应该把大多数资源投入教育，以使创新引领型增长最大化。相反，如果预算资源更为充足，最优创新政策应该把公共教育投资与研发补贴结合起来，不至于为后者而牺牲前者。只有当足够数量有天赋之人达到知识前沿，并可以决定是否从事科研职业的时候，公共研发补贴才能对创新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
2.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在现实中，创新不只是基于过去的创新，还更主要地依靠基础研究，后者并不遵循企业研发的逻辑和激励。学术界与独立实验室的研究者往往比企业中同等水平的研究人员待遇更低。那为什么本可以在企业获得更高待遇的人会选择大学的职位呢？此疑问可以用一个词回答：学术自由。这是在薪酬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
为什么我们既需要基础研究，又需要应用研究？为什么基础研究主要在以学术自由为规则的大学开展，而应用研究和商业创新主要在企业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基础研究的发现，例如发现一个新定律、一个新分子式或一种新的细菌。这称为阶段0，从事基础研究。之后，基于这个理念或初始发现，将有第二个发现来完成创新进程，并产生市场化的产品，例如某种疫苗或新药。这称为阶段1，从事应用研究。
每个阶段都有不确定性，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未必都能得到预期结果。尤其是，如果阶段0的基础研究未取得成功，则不会有后来的阶段1。基础研究尤其具有不确定性，依靠试错推进：研究者在探索新领域时，并不清楚可能有何种具体应用。允许研究者自由选择研究策略具有双重优势：其一是信息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的学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为取得最大成功概率应该如何前进、选择哪条路径以及放弃哪些方向；其二是财务优势，为换取学术自由，学术界的研究者通常接受比企业研究人员更低的薪酬。如果在研究进程的所有阶段（包括那些并不带来更加实用的可市场化的研究）都按私人部门的水平支付薪酬，无疑会过分昂贵。最后还有第三个优势：研究人员之间的开放思想交流。基础研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者之间的自由交流，以及每位研究者都能在开展项目时自由地参考同行在过去获得的成果。
基础研究人员并不总能预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条研究道路（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解决它们同样关键），可是对阶段1的应用研究而言，前进的方向却较为清晰。企业必须防范创新被窃夺的风险。越是靠近市场化的创新，此类风险越突出。而自由的这种双重损失则依靠比学术界更高的薪酬来弥补。假定每一步研究进展和每一个新定理都以专利形式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每一位应用研究者都必须为参与阶段0的所有基础研究者支付专利费，为此要承担巨大的财务和行政成本，因而可能严重制约阶段1的工作开展。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公地悲剧”，意指公共品的产权过于碎片化，以至于妨碍了潜在的创新。这个范式的另一个启示是，最具突破性的商业创新更容易出现在更自由的制度环境中。
3.私人企业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现实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这一区分并不如模型所示的那般鲜明。首先，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应用性或偏向基础性的大量研究。其次，在给予研究者充分自由的大学与完全指挥其行动的企业之间，还有些企业允许研究人员有部分自主权，例如谷歌公司。最后，即使在同一企业内部，也经常有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基础，某些研究更偏重于应用。
一家企业内部经营的产业部门数量越多，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越多。对此的基本解释是，基础研究要为多个产业的应用研究发挥阶段0的作用，而应用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特定产业。这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础研究促进了创新的多样性。
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
虽然今天的发明家相比工业化时代初期更容易找到投资，却极少有国家能产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出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最具颠覆性的项目往往是由新加入者推进的。首先，在位企业要推广自己过去的创新制造的产品，不希望它们被新的创新挤出市场，或者说，这些企业不打算取代自身。其次，现有创新者和企业会受过去行为的影响，这就是路径依赖特征，在大型企业尤其根深蒂固。
1.为革命性新观念提供融资。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作为创新杠杆的作用，大学通过确保学术自由和开放性而促进基础研究，但资金对基础研究同样关键。基础研究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政府研究机构。美国的例子表明，大学提供的资金与研究者从政府研究机构获得的额外资金之间有强烈的正向关联。
在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资金不够充裕的情况下，“颠覆性”研究者可以向私人企业寻求帮助。企业或许会限制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使之聚焦于自身的商业目标。还有，企业可能把研究者调离创新研究路径。多任务代理人理论预测，企业或投资人通常会鼓励研究者选择开发性而非探索性研究，因为前者的回报更容易预测，风险更小。
从现实看，我们能如何鼓励探索性研究？在企业内部，一种选择是确保代理人的报酬与岗位不受企业短期业绩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文将介绍，这是机构投资者要做的事情，也是破产法的目标。对于企业之外的科学家，以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Medical Institute, HHMI）为例，它是美国学术性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私人资金来源。该机构的一个项目名为“研究员计划”（Investigator Program），挑选有能力做出基础性发现的年轻科学家，以拓展生物医学研究的前沿。与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国立卫生研究院不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注重选人，而非支持具体的项目。另外，其他机构对项目的资金支持仅有三年，而HHMI对大多数入选研究者提供至少五年的资助。这一资助策略的效果如何？首先，已经有超过20位该项目的研究员荣获了诺贝尔奖。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提供资助前，实线与虚线非常靠近，控制组的科学家的表现可以同接受资助者媲美。不过从接受资助开始，两条曲线出现分化，测算显示接受资助者的发表率相比同等的未受资助者平均提高了39%。
2.给颠覆性企业融资：风险资本的角色。为什么初创企业是利用风险资本融资的最常见的机构类型？一种理论认为，公司金融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收益如何在所有者与投资人之间分配。另一种公司金融理论更强调控制权，不同融资安排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如何在各方之间分配控制权，而非如何分配企业的收益。
考虑三种融资安排，第一种，发行有投票权的股份，这可以视为迫使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合同，让投资人能够实施企业家本来不会做出的决策，例如在遭遇财务困境时关闭企业。第二种，发行无投票权的股份，让企业家在不与投资人分享控制权的情况下获得融资。投资人通常会拒绝此类合同，特别是如果企业家没有个人资金或有形资产（设备、建筑和土地等）的时候，因为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时不能获得补偿。第三种，债务融资，双方之间达成或然形式的控制权安排。
风险资本是一种多阶段融资合同。首先，此类合同给予投资人较大比例的企业收益，以及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但在后续的各个阶段，风险投资人会逐渐把控制权交还给企业家。根据14家风险投资人对11家美国企业的213笔投资的信息，卡普兰与斯特罗姆贝格证实了上述理论。他们首先指出，当企业财务业绩良好时，风险投资人会接受削减股息与投票权，而当业绩欠佳时，则要求提高投票权。其次，风险投资人如果看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的指标，尤其是当企业积累起足够数量的满意客户时，会放弃投票权。
风险资本融资集中在新企业：受风险投资支持的美国企业有42%是在招募雇员的第一年接受融资，15%是在招募第一位雇员之前获得首笔融资。类似的是，风险资本主要面向在初创年份中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实线）与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类似企业（虚线）在就业人数（图12.6a）与创新活动（图12.6b）上的不同表现。这一事实反映了风险资本选拔有较高创新和增长潜力的企业的眼光，以及为此类企业提供指导的能力。
美国与法国的对比。基兹莱恩·凯塔尼（Ghizlane Kettani）从美国与法国风险投资人的特征入手，分析了两国风险资本活动的主要差异。在美国，典型的风险投资人最初是接受风险投资支持的创新企业家，其成功捷径是通过上市卖掉企业。利用上市获得的收益，这些人自己成为风险投资人。法国的风险投资人大多是金融专业人士，过去从事银行或保险业，并没有必要的实际创业经历或技术背景为初创企业提供建议。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法国的风险投资人仅给年轻的创新企业投入了3.53亿欧元，而美国的金额高达45亿欧元。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比法国发达得多。最后，机构投资者在美国的作用远甚于法国，特别是养老基金举足轻重，这些机构投资者也参与风险资本融资。
3.大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当这些企业变得足够成熟，可以到股市挂牌后，谁又来接班？美国出现了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的现象：它们在公开上市企业的所有权中的占比从1970年的9.4%提高到2005年的61%。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有正向关联。对此应当如何解释？
企业经理人希望展示其能力，以确保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并提高其声誉。能力的第一个指标是经理人所在企业的业绩。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获得经理人能力的信息。如果信息是积极的，即机构投资者发现经理人确实有能力，则可以使其免受创新风险的影响。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的财务利益越大，就越会保护经理人免受创新项目失败的打击，从而愈加强化经理人启动颠覆性项目的激励。这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机构投资者股权比例同企业创新密度之间的正向联系。
阿吉翁等人分析了Compustat数据库中包含的803家美国上市公司在1991—1999年的信息，美国专利商标局关于这些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信息，以及Compact Disclosure数据库中包含的机构投资者在这些企业持有的股份比例的信息。发现如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比例对企业专利的数量和质量有积极影响。另外，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度会强化这一积极效应。图12.7显示，机构投资者对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的创新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竞争增加了项目创新失败可能使企业面临的损失，加剧了创新伴随的风险，也就是模仿与创造性破坏的风险。恰恰是在项目遭遇失败时，机构投资者能提供保护，使经理人不至于失去工作和声誉。对于面临更激烈竞争的企业经理人而言，这种保护显得尤为珍贵。
即当经理人有其他机制提供保护时，机构投资者对创新的影响会减弱，例如在恶意并购受到更严格监管的美国各州。这里的逻辑是：此类监管形成了对机构投资者保护的替代机制。最后，职业发展理论预测，机构投资者会减轻经理人在企业业绩不佳时丢掉工作的风险，数据表明确实如此。总体上与我们的初始假说相反，机构投资者促进了上市企业的创新，因为它们保护了经理人免受与创新有关的潜在职业风险的冲击。
4.企业创新与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税收激励是个合理的考虑。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可以采取税收抵扣（tax deduction）形式，降低应税收入，这是英国采用的机制。也可以采取法国的免税额度（tax credit）的办法。
英国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始于2000年，最初仅针对中小企业，2002年被扩展到大企业。不过，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力度依然更大：截至2007年，雇员人数不足250人、资产少于4 3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5 000万欧元的企业仍得到比大企业更优惠的研发支出税收抵扣待遇。2008年，英国对该体制加以改革，放松了中小企业的资质门槛：目前的税收优惠办法对雇员人数不足500人、资产少于8 600万欧元、年销售额不足1亿欧元的企业适用。图12.8描述了2009—2011年企业平均年度研发支出同企业规模（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企业年度研发支出同资产额有正向联系，表明资产较多的大企业能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可是，在8 600万欧元的资质门槛上存在明显的非连续性。对于刚好低于门槛值的企业（能得到更大的税收优惠），平均研发支出要多于刚好高于门槛值的企业。企业在2009—2013年获得的专利数量变化与研发支出类似，我们再次观察到非连续性：在门槛值前后，企业获得的专利数量都随着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而增加，但在门槛值处却出现显著下跌。
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税收研发激励体制尤其面向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更活跃（以每千名员工获得的专利数计算），这一政策选择就是合理的。此外，中小企业产生的创新更为激进、更有影响力。不过，英国体制的这个优点并没有被其他发达国家借鉴，包括法国在内。2018年，法国对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率很高，但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幅度基本相同（均为43%）。英国的这一补贴比率总体上更低，但中小企业受益幅度（27%）明显高于大企业（11%）。
在法国，获得免税额度的资质门槛不是根据企业规模而是根据研发支出金额设定的:1亿欧元以内的研发支出可获得30%的补贴，超出部分则为5%。不过很少有企业的研发支出能超过1亿欧元，于是几乎所有开展研发的企业都获得了30%的补贴。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即使没有对研发的税收补贴，研发支出超过1亿欧元的特大型企业也会在研发上做非常大笔的投资。也就是说，门槛内的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对这些大企业而言纯粹属于意外收获，对它们的研发投资决策并无实际影响。然而在2014年，100家最大的法国企业在全部研发税收补贴中的占比却达到34%。
为使研发税收补贴不那么向大企业倾斜，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模仿英国体制，针对企业规模设立门槛。另一种较中庸的解决方案是设立边际补贴比例，随企业研发密度（其定义为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之比）的提升而增加。
由于投资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金融业可能出现投资热潮，图12. A显示了股票上市发行金额与GDP比率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力的引进出现了投资高潮，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同样如此。
投资者之间为避免错过好项目开展的激烈竞争使他们放松了对项目质量的审查，纷纷投入没有前途的项目。因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结果使他们犯下更多的第二类错误。这种倾向可以解释与通用技术创新相伴的金融泡沫现象，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即是典型。
公司创新融资的第二个低效率根源是，企业可能陷入金融市场预期的陷阱，放弃自身目标。由于经理人希望向金融市场展示自己的能力，他可能倾向于按照金融市场的期望去行动。如果金融市场把销售增长作为企业成功的指标，经理人就会集中精力扩大销售，而忽略生产的改进。而如果金融市场认为企业在追求增长战略，他们就会更加看重增长指标。这一双向反馈过程会构成恶性循环，导致企业重心永远不能从扩张转向生产精益化，并最终走到触发系统性危机的境地。
第13章 应对全球化
1.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对创新的影响。中国进口冲击对创新有何影响？对此的初步回答可以参考近期的一项研究，关于中国进口与创新（用专利测算）之间的关系。图13.3描述了1975—2007年专利申请数量以及1990—2007年中国总进口的变化。在1991—2001年间，中国进口的增加伴随着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对此图的一个直观感受或许认为，中国进口促进了创新。不过更细致地看，中国进口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出现加速，而美国的专利申请却在此时点后开始减少。
当某个产业部门的中国进口渗透率上升时，美国该产业中的企业创新力下降。中国进口冲击对美国工业企业创新力的负面影响该如何解释？一个自然的说法是，中国的劳动力比美国便宜，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压缩了美国企业的利润水平，使它们的投资激励和投资能力下降，尤其是对创新的投资。上述研究则指出，某个产业的中国进口渗透率提高不仅会打击美国企业的总收益，还会削弱其研发投资。
2.出口与创新。增长理论认为，打开新的出口渠道能促进创新。原因何在？一是因为市场规模效应，如果企业能把产品出口到新的国家，其市场规模将扩大，创新租金也会提高，创新产品能卖到更广阔的地方，强化对创新的激励。第二个因素是，在更广阔市场上经营的企业将面临其他同行的更激烈竞争。如前文所述，竞争会促进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的创新。因此，打入新的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创新，尤其是对靠近技术前沿的最具生产效率的企业。
3.移民与创新引领型增长。除产品外，全球化还促进了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在技术领先的国家之间。根据1880—1920年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居住满10年及以上的欧洲移民产生的创新，要多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以及更近期抵达的欧洲移民。上述学者提出的一个自然解释是，这些移民在美国永久扎根下来以后，能够把他们在母国形成的创意付诸实践，推出创新成果。
由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素质个人组成的人群的多样性也能促进创新。来自不同背景的创新者可以把互补性的文化、技能和知识融合起来，从而深化思想认识。事实表明，多样化的高技能移民对迁入国的生产率增长确实有积极影响，表明移民的多样性促进了创新。
第14章 投资性政府与保障性政府
在自由放任经济中，自行其是的经济行为人（无论个人或企业）通常会对知识和创新投资不足。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对未来创新的正外部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投资型政府为促进知识和创新经济而投资。
同理可证，自由放任经济往往会导致不平等恶化，社会流动性下降，并忽略创造性破坏（尤其是失业）对健康与福利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保障型政府，帮助人们防范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伴随的风险。
1.战争威胁与投资型政府。如果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则永远都不会有工业革命或增长起飞。中国古代的皇帝或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威，非常符合韦伯定义的国家政府的功能。然而，这样的权威并不利于技术创新的发展。首先，大多数国民缺乏教育；其次，没有权力分立来保证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自由；再次，缺乏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当时也没有创造性破坏，因为那样的社会必须防止个人的财富和权势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对当权者构成挑战。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工业起飞。国家竞争对政府的作用和组织的演化也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军事竞争一直是各国政府提升财政能力和投资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公共教育的发展就完全不属于自发性质，在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的出现都来自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推动。
产业政策是各国促进创新引领型增长的又一类工具。可以从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它是美国国防部里负责军事应用创新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的成功历史说明，有效实施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而非制约创新。这个机构至今依然存在，其模式已被各方做了细致研究。在国防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和市场化的转化较为困难。从图14.2能看到，技术进步沿着S形曲线发展。曲线的开端代表某个理念的出现，此时投入的开发努力并不多，因为努力的回报较低。曲线的中部对应起飞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有所提高，使技术的进展加快。在最后的成熟阶段，开发努力的回报递减，技术的进展随之减速。由于初始阶段需要很大的努力，为引起DARPA的关注和资金投入，必须把未来开发产生的社会收益考虑进来。所以，得到该机构支持的项目有三个特征：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可以针对某个具体目标部署研究工作；存在协调问题，在没有公共干预时难以开展大规模融资和测试。
DARPA模式尤其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自上而下方式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结合。在自上而下方面，美国国防部出资支持项目，挑选项目负责人，并提供3~5年的聘用期。在自下而上方面，来自学术界、私人企业或投资方的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有全面的解释和管理权，可以在初创企业、大学实验室和大型工业企业之间自由组建合作关系，并在招募合作者方面享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一科学发展模式让美国能够在太空竞赛中稳步赶超苏联。
如今，DARPA年度预算超过30亿美元，资助项目超过100个。该机构在若干有高度社会价值的高风险项目的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包括初期名为阿帕网（Arpanet，因为当时DARPA被更名为ARPA）的互联网，及GPS等。
2.保障型政府的兴起。“俾斯麦模式”被广泛视为福利国家的首个榜样，由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建立，基本设想是让劳动者缴纳保险基金，以帮助他们防范与疾病、工伤事故、衰老和残疾有关的各类风险。
二战的冲击也帮助法国建立了真正的福利国家制度，成为新政府的国家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为改善经济状况，法国引入了计划控制、国有化和公共干预。在此背景下，1945年10月4日和19日颁布法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法国社会保障体制是贝弗里奇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混合，在历史上则是植根于保险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后，面对自由市场精神的强势回归，福利国家制度仍能够适应新的宏观经济环境。如今，福利国家历史上最新出现的弹性保障体制似乎是较为合理的工具，既能让创造性破坏变得更为人道，又能鼓励人们继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
但即使有这些改进，它是否足以保护人们免遭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风险？若干理由表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更多事情。首先，个人不断更换岗位、在职业生涯中革新自己的能力有限。例如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21世纪的21个教训》中提出，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导致工作更换频率与技能过时速度加快。他认为，这样的双重加速表明应该给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以满足在某个生命阶段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不管人们如何度过这段时光。
此类理由让部分经济学家同行提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观念。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最优方式，目前已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之一是给所有国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无论穷人或富人，年轻人还是老人。问题在于，这一机制从财政和税收角度看成本可能太高。另一个建议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2年首倡，对低于某个收入和资产门槛的人实行负税收。还有一个建议是，给每个年轻国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积分点”，可以用来支付教育、住房和职场初期的某些开销。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政府的行动更多取决于约束权力的制度保障，而非行使权力的具体人物的个性。本章将集中讨论限制政府行政部门同私人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制衡机制，这种勾结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妨碍创造性破坏过程以及新企业进入市场。
1.政府对创造性破坏的妨碍：威尼斯的案例。威尼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推行开放贸易，实现了巨大的繁荣，但从14世纪初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与衰落。在初期阶段，开放贸易得到了三个重大制度创新的支持，得以约束作为共和国政府首脑的总督（doge）的权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于1172年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组织：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由贵族代表和由提名委员会每年更新的100名成员共同组成，形成了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之后几十年中，大议会利用其权力逐步通过另外两个制度创新来制约总督。其一是设立就职宣誓制度，为担任职务，总督必须当众宣誓服从大议会设定的所有限制规范。其二是另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要求总督在做任何重大决策前必须同该委员会协商。这些制度创新促进了独立的法官、处理合同与破产的新法规以及首个现代银行体系的诞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类名为“联合会”的合同安排，它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身。这种合同为远途贸易服务，而贸易是威尼斯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
联合会合同类似于我们在第12章介绍的投资人与创新者之间的协议，给远途贸易提供了融资的可能，此类业务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商品、船只等），成功概率较低但回报极为丰厚。该制度还给通常出身贫民背景的威尼斯行商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能够加入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可以同贵族一起参与政府事务。这样的过程伴随着更多的创造性破坏：每出现新一波通过联合会制度致富的行商，都会削弱属于之前精英群体的利润份额和政治权势。
反对行动不久也随之出现。1286年，大议会规定，父亲和祖父不曾担任大议会成员的新候选人将不会被自动接纳。1297年，大议会又投票决定，在过去四年曾服务于大议会的成员将自动连任。这种制度倒退被称为“封闭”（Serrata），随即造成经济倒退。首先，联合会制度被限于威尼斯最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才能采用。其次在1314年，贸易活动被部分国有化，对希望从事商业的上进者课以重税。从1297年实施封闭制度开始，普通人参与的联合会合同的数量和占比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大议会中分配给寡头们的平均席位数开始增加，在1339—1342年达到高位。于是，贸易被贵族们垄断，由此导致了威尼斯经济的衰败，其人口数量在1400—1800年持续减少。
2.创新需要民主制度。为什么民主制度对技术前沿的创新至关重要？最关键之处在于，在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较小，政权更难被腐蚀。随着腐败的减少，创新将会增加。
我们能否由此推论出，促进创新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在第14章里我们看到，创新需要政府有能力征收税赋、开展投资、帮助人们防范风险，并实施逆周期财政政策。如何能把这些要求同行政权力的制衡协调起来？
评价
1.题外。本书框架思想是针对我关于经济研究内容论述中第4部分演化研究相关的研究素材，其主旨在于探讨创新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我相信以目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水平，尚不足以对经济体真实变化过程进行充分刻画，因此亟待构建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应当建立在对真实世界的充分观察和描绘上，而不应以某些不证自明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作为前提。该理论体系应当具有清晰的边界和内在逻辑，包括微观主体的性质，宏观主体的性质，主体间互动的内在逻辑以及宏观图景。理想情况下，该理论体系能够自洽地描述和解释经济体各个层面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并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能够有限度地预测未来经济变化过程的某些环节或状态。而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容忍适度降低理论的某些解释力，但对自成一脉的现象、原因及其发展过程应当具有深刻的洞察。
2.现实世界中相关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几点观察。
第一，经济增长的视野。它不应是某种线性或对数线性变化的东西，正如书中提到，在过去能够追溯的数千年间，人均GDP增长几乎为0，而只有从1820年至今的200年间，人均GDP才开始显著超越于0，即使在今天，也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美国的科技七姐妹独领互联网时代风骚，欧洲、日本在互联网时代集体失语，中国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众多但同样重要领域的后发先至，更别提非洲、南美面临的长期混乱，这显然并非传统线性经济模型能够刻画的现象。但如果切换到演化视角，这一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即科技创新的涌现导致了所有这些经济现象，因为美国首先抓住了互联网的崛起，导致它在竞争中取得了先发优势，美国的龙头企业逐渐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其他地区的互联网生态。关于欧洲、日本、中国在这一行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说法，欧洲、日本的“自由民主”体制应该更能促进创新，但结果却是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表现出了更野蛮的创新能力，甚至能够后来居上，在某些方面反压美国一头。关于这一点的驳斥，放在后面再讨论，指出这个现象，只是为了说明传统经济学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在演化理论中，类似于互联网产业在整个经济中从萌芽到蓬勃壮大再到对整个经济体乃至国际竞争中产生系统性影响的现象有一个贴切的描述，叫做“涌现”。即它是系统自发随机产生的，但是其发扬光大又受到系统内其他因素显著影响。例如，互联网公司虽然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在21世纪初，全世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关的公司，但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文化乃至市场条件的差异，有些地方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了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系统性重要变量，有些地方的互联网公司则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涌现”是一个复杂理论（演化理论）的术语，如何将其恰当的移植到经济学环境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二，经济增长的动态。如果说“涌现”描述了经济增长内在的原生动力，属于经济层面的“无意识”，那么从个人、企业、产业、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经济博弈则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意识”。目前尚不知道在演化理论中如何精确的刻画这一过程，但我想将其结果粗略描述为“混沌”应该没有问题。简单来说，经济主体间的博弈，无论宏观、微观，其遵循的逻辑本身是简单的，例如企业间就是关于市场份额的竞争，谁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就取得竞争的胜利。这种竞争即使上升到产业、地区以及国际层面，虽然背后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了，但观察这一过程的最终状态仍是清晰而简明的。一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的市场份额增加了，它就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国家间的竞争也是如此。这里之所以用市场份额，而没有用到价格、产值等变量，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经济的货币系统导致这一过程更为复杂，可能会对观察形成干扰，另一方面是无论使用其他哪种变量，最终仍会反应在市场份额上。这就带来两点结论，一是竞争过程是“混沌”的，即竞争遵循的逻辑是简单的，即描述竞争的函数f是简单的，但其过程乃至结果可能是复杂而牵一发动全身的，即初始x的微小扰动可能导致y出现剧烈的变化。以最近40年间国际经济竞争的结果来说是明显的，本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始条件是相似的，且都显著优于中国，但今天，美国显著拉开和欧日间的经济差距，而本来落后的中国则反而跃升至第二位，并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仍具有相当的潜力，这符合演化模型中竞争过程的“混沌”特征。二是各个层次间的经济竞争存在“自相似性”，这个用经济过程来描述似乎不太直观，但打个比方，雪花是六角形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其每个角，每一个角的细节构成仍类似于整体的六角形结构，如果不断放大观察精度，则会看到这种相似的六角形结构能够不断在更小的视野上重复下去。关于这种自相似性，以股市为例就很容易观察到，股市的K线图如果不断放大缩小其观察级别，很容易看到各个层级的K线走势都符合类似的规律。以此类推，我认为如果仔细观察，在经济过程中也会观察到类似的“自相似性”，并且这种“自相似性”可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底层规律。关于这两个结论，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三，经济主体的性质。传统经济学中对于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如企业和国家。当然，这两种不同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无疑有显著区别。正如生物学中单独细胞和生物整体的特征显然是不同的。但以生物学的某种观点来看，在演化过程中生物体细胞间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虽然导致不同细胞出现了功能形态的分化，但以整体观点来看，这些细胞形成的集合（即生物体）在功能上与单细胞生物虽然复杂程度上有别，但根本性质仍然是类似的。以上文所提到的“自相似性”特征来看，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也没有本质区别。以这种观点来进行经济研究，好处是能够对研究对象间的根本特征有更深入的把握，坏处则是容易聚焦共性而忽略个性差异。所幸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做了足够的铺垫。
本书当然在经济主体的性质这一话题上较少涉及，我们目前所能仰赖的也还是“理性人假设”“经济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等老生常谈的东西。当然要承认，做出这些假定对于抓住其核心特质进行深入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但如我前面所述，对经济世界的观察、经济理论的构建，基于事实而非预设性的提炼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济主体性质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四，经济环境的描述。这部分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中其他并非直接但又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制度、文化等。书中对这些因素有许多探讨，如不平等、税收、中等收入陷阱、健康与幸福、全球化、政府的作用等。这在理论构建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对理解现实仍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将这部分理解为一个系统的外生约束。但在演化理论本身看来，所谓的“外生”也是之前演化过程在当前时间的状态，是一种综合了历史“内生”的“外生”。因此，这部分虽然放在最后，但也是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3.启示。可以看到，以熊彼特式的创新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较传统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我理想中一个好的经济理论所要包括的要素中，本书对其大部分都有所涉及。虽然讨论的深入程度和视野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但这种转变是最难能可贵的。
未来研究中，需要着重讨论的部分包括，一是基于现实的观察，二是数学工具的选取和应用，三是理论模型的设定和校准，最后是以现实世界进行的验证和预测能力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