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的悖论——by乔治·索罗斯

（一）文

在前边的讨论中，我不仅给出了一种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轮廓，同时也给出了一项可行的美国经济政策的轮廓。当然，这些还只能说是框架或视角，但只要稍加修葺，它们也一样可以覆盖那些我们尚未涉及到的领域。

还有两个最为基础的问题，一个是抽象问题，另一个是个人问题。抽象的问题关涉所有有关体制改革的尝试，由于认识所固有的不完备性，全面改革是否存在着悖论？我们真的有希望搞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吗？个人问题关涉我对官僚主义的厌恶，而国际央行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免官僚主义。

我相信，全面改革的悖论只是一个假象，不过还是应该认真对待。除非我们能够获得永久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很难证明它的有效性。问题在于，认识的不完备性否定了永久的和完美的解决方案的现实性。生命是短暂的，唯有死亡是永恒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将给人们的生活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差异，暂时的解决方案总比一无所有要好得多。

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极富诱惑力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死亡与生命的含义。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情感中体验最深的部分之一。我们总觉得死亡的想法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们抓住每一根稻草试图逃避死亡。追求永恒与完美只不过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但结果证明这是一场骗局。我们非但未能躲开死亡，反而挺身拥抱了死亡，永恒和完美也就意味着死亡。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生活与死亡的含义，并且终于悟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破解，我将在这里予以总结，尽管我知道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作为事实的死亡与作为观念的死亡，作为事实的死亡同作为事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观念的死亡则同作为观念的意识并到一处，意识与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与死亡却不然。换言之，死亡作为事实并不像作为观念那样可怕。

作为观念的死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死亡面前，生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作为观念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并且事实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很不清晰的。将事实与观念同样看待，这恐怕是一个错误。只要还能谈论事实，那么最直接和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还活着，作为事实的死亡尚隐然于天际。但是，当我们真实地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作为事实的死亡却又把我们同作为观念的死亡体认截然分开了。换句话说，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无从体会。

在思索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生存或死亡，哪一个是出发点呢？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但却都是无法回避的——作为思想和作为事实。但是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却总不免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于存在及思维之中无所不在。有些文明，如埃及，献身于死亡崇拜；另一些，如希腊，则似乎连神灵也渴望尘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立场相互龃龉，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基督教史上神灵与世俗的对立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的场景如今又在苏联重演，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要求难以同军事力量与经济效率的要求协调起来。

这些偏见相互之间的碰撞有可能以许多相当隐晦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关于经济管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种立场认为管制毫无效用，因为它扰乱的本来的秩序，最终将导致体系的崩溃。而关于市场机制自然倾向于均衡的断言也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对立观点则认为完美乃不可企及之境界，无论是市场还是管制。市场太不稳定，管制又过分僵化。市场必须管制，但管制缺乏灵活与主动，必须不断地修正。不存在完善体系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反对体系完善化努力的有效证据。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最终的崩溃并不能抹杀辉煌的历史，因为它奠定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

如果要在两种态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将旗帜鲜明地选择生活，选择我们再其中所创造的短暂而不完备的结构。尽管我拥护对金融体系进行综合性的改革，但我绝不会臆想新体制比旧的那个更完美或更持久。相反，我很清楚对永恒和完美的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个功能齐全的体系将令我们落入自鸣得意的陷阱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下一个体系被设计地过分完美，那么它的命运也会是一样的。

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体系必须由官僚来运作，而我则本能地反感官僚主义。由于对加强管制采取赞同的立场，这似乎在表明我所期望的正是我所厌恶的。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具备追求永久化的鲜明特征。每一种体系都面临着在官僚手中日趋僵化的危险，基督教如此，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很难粉碎官僚主义的死亡之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克服官僚主义，结果却更糟。

但障碍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当官僚试图管理市场的时候，市场的表现将迫使他们随时保持警惕。经验表明，中央银行属于最富灵活性、革新精神以及最有效率的官僚机构之列。其原因就在于市场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判断决策的成效。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可能会受制于错误的观念体系，但是如果一项决策不能发挥效力，除了正视这一事实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例如，联邦储备局在1979年接受了货币主义的立场，但到了1982年8月又放弃了。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重债务国打交道时一向奉行某种极为僵化的传统，但是逐渐地它被迫放弃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工作方法。中央银行经常因为政策失误而受到抨击，正因为这些失误公之于众而无可逃遁，才会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此外，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革新精神。1974年，英格兰银行发明了“救生船”，在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中，联邦储备局又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球范围。特别是沃尔克，他在危机关头脱颖而出，尽展才华，由沃尔克这样的解除人才来执掌中央银行这一事实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偶然。

总之，创建国际央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对永久性解决方案的追求本身就在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

（二）道可道、几何学和存在主义

索罗斯的观点颇有一种“道可道”的意味蕴含其中：追求永恒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不完备的，终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市场混乱引发监管，但是好的监管意味着缺乏变化而逐渐僵化，并埋下了下次危机的种子，直到再被新的监管所取代。这与《道德经》的基本精神是吻合的，却与西方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不一致。

自犹太教发端的基督教教义中，始终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上帝），而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认识、体会以及接近这种超越性的存在，所以西方的宗教、绘画、诗歌以及文学都花了大篇幅来描绘这种永恒性。即使在科学领域，所秉承的也是类似的精神，所以自然科学的宗旨始终是追寻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以及按照规律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世界运行的秘密。其中的集大成者当然是数学，而数学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几何学：根据一些基本的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据逻辑推导，得到在一切条件下都能成立的定理——由此，关于图形图像的一切变化就被这样简单的几条代码言尽了。这里面蕴含的观念是：世界是可以由有限的元素和元素间有限的变化所穷尽的，人只要掌握了这些元素（即真理），就能掌握世界的永恒。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力热声光电、化学，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就似乎都在逐渐逼近这个世界的本源，以至于19世纪最后一天，在欧洲科学家聚会上，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修饰工作。

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却素来没有市场。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也没有超出人以外而存在的世界。中国人当然相信天庭，相信鬼神，可是无论哪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也只是一些具有人类情感的其他物种而已，除此以外，并不存在一个全然超脱人类情感和认知的世界。这直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中国人是不相信任何超验的东西的。中国人讲哲学，但是中国人进入哲学的途径是通过生活的体悟，而非超脱的冥思。中国人也讲规则，但是在没人看到的地方，规则还是不如随心所欲来的痛快。“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无法让一个中国人相信有一种规则的作用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违反。每个人面临的都是现实的情境：如果有人执法，那么我就遵守规则；如果无人知晓，或者事情紧急，那么我就乐得或者被迫绕开规则。

永恒天然就不存在于中国人的词典中。在西方专门的存在主义学说在中国就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